古代理财思想

1. 古代理财思想

中国先秦至鸦片战争前历代思想家及典籍中关于管理国家财政经济的理论和原则。“理财”一词最早见于《易·系辞下》，宋以后成为经常使用的经济范畴，清末曾以理财学作为经济学中译名之一

中国古代许多重要的理财观点和原则，在先秦时期即已形成。例如,在国家收入和支出的关系上,提出了“冢宰制国用，必于岁之杪，五谷皆入，然后制国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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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国古代理财思想的先秦

 对于租税原则，刘晏主张“因民所急而税之，则国足用”(《新唐书·食货志四》)，并在实施中力求做到“知所以取，人不怨”（《刘晏传赞》）。韩愈(768～824)则将工作器具和商通货财看成与农出粟米麻丝一样，同为租税的来源。这是对农业单一税思想的否定。另外，本时期内财务行政概念的周密化，如由封建国家统一掌管所有财政支出，颁发“长行旨条”以为各项财政收支的原则性规定(《唐六典三》)，国家财政稽核职能的独立等，也是唐代中央集权的发展在财务行政上的反映，并对后代封建财政具有不同程度的启发作用。尤其是，杨炎除坚持封建国家公赋应独立于封建君主的个人私藏外,第一次提出“凡百役之费,一钱之敛,先度其数而赋于人,量出以制入”（《旧唐书·杨炎传》）的新财政原则。这在世界范围内也是最早的创见。他建议的两税法中所体现的简化财政手续、以货币定税额、以财产多寡确定纳税人负担能力等原则，亦属于理财思想上的发展。此外，李珏考虑到税率对价格从而对人民生活和课税品销售的经济影响，认为重税未必能增加收入，轻税未必就减少收入。李翱(772～841)则从税率高低会影响到劳动生产率的另一角度出发，得出“人皆知重敛之可以得财，而不知轻敛之得财愈多”（《平赋序》）的相似结论，都是本时期值得注意的理财思想。

3. 古代中国人是怎么理财的

4. 中国古代理财思想的宋以后

 从宋代起，有关理财问题的议论逐渐增多，但一般仍因袭先秦以来的传统论调而鲜有理论原则上的发展。最突出的是地主阶级思想家中越来越多的人顺应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对传统的讳言理财思想表示怀疑或进行批判。宋初李觏主张“贤圣之君，经济之士，必先富其国焉”（《李觏集·富国策第一》），已开其端绪。王安石则明确指出：“政事所以理财，理财乃所谓义也”(《王临川集·答曾公立书》)。南宋叶适的批判态度更加鲜明,甚至宣称:“古之人未有不善理财而为圣君贤臣者也”，并进一步指出“理财与聚敛异”（《水心别集·财计上》），一味搜刮并不等于理财。他还否定什一税为“中正之制”，指出后来的课税是“因其自有而遂取之”，不应该“合天下以奉一君”（《习学记言序目·周礼》），这是富于启蒙意义的。对于传统的“量入为出”原则，他也认为须首先考虑“所入”是否合理。收入如果横征敛而来，则“财既多而国愈贫”（《水心文集·上宁宗皇帝札子》）。此后，进步思想家谈论理财已蔚然成风，即使一些保守学者也不得不承认理财的重要性，只是仍较偏重于对仁义等封建道德的宣扬。在如何理财问题上,宋以后存在着各种不同观点宋代王安石主张理财要同整个社会生产相结合，“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王临川集·上仁宗皇帝言事书》）；郑伯谦提出理财只须考虑国家财政支出，“非理其入”，“非理天下之财”（《太平经国之书·理财》）等等。明代丘将儒家传统的理财思想作了综合阐释，强调“理财者，乃为民而理,理民之财尔”,故富国“必先理民之财，而为国理财者次之”。对于生财与理财二者的关系，则指出“有以生之而财之源生生不穷，有以理之而财之流陈陈相因”（《大学衍义补·总论理财之道上》）。   就具体理财措施而言，宋以后在漕政、盐政和水利等问题上不断出现一些新的建议，元明以来还产生许多这方面的专家。由于封建财政愈益集中，国家的“会计”制度也日益受到重视。南宋郑伯谦建议将主管会计稽核之职与主管财务行政之职分别由不同的官司掌管，并使前者权位高于后者，以便能充分执行其“纠察钩考”的会计监督职能(《太平经国之书·会计上》)。又自北宋政府实行“凡一岁用度及郊祀大费，皆编著定式”（《宋史·食货志·会计》）,以作为财政开支的准则之后,明代丘进一步提出编造年度财政收支的周密步骤，颇类于近代国家预算的编制程序。

5. 古人的理财观念是什么样的？

   中国是一个拥有5000多年优秀历史的国家，他现在已经是一个经济大国，科技水平也达到了一个较高的水平，所以现在的人们的生活水平都会相对提高，所以他们对生活中的理财也有一定的理解，他们会通过自己的消费指南来查看自己的消费情况，但是有的人就会问了古代人的理财观念是什么样的呢？他们会通过算盘，记账员等的方法来计入自己的消费观念。    我们通过看电视，我们一般会发现古代人对算账的时候一般都是采用算盘，所以算盘是古代人一种理财的一种方法，其中如果他们要想知道自己具体消费多少，他们一般都会有记账的先生，然后当自己想要看自己的财务支出时，他们就会去看自己的支出情况，还有他们形成了一个最终的理财观念就是根据自己的穿衣来看自己的一个消费情况。    
而我们现代人的理财观念，与古代的人又大相径庭，因为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科技的发展，现在人们都会用一个消费指南来看一下自己的每一笔支出，然后看一下自己具体的每一笔支出，都花费了多少钱，但这其实和古代人用算盘来计算自己的一个支出是大同小异的，都是树立自己一个清晰的理财观念。   
 有一个清晰的消费观念，对我们是消费者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大多数的人对自己的消费观念是比较模糊的，不清楚自己的每一笔支出，而在这一点上，古代的人做的比我们现代的人要好，因为他们会通过用算盘来建立自己的一个消费支出和理财观念，他们知道自己该用什么，或者是自己该消费那些，所以在这一点上，古代人的理财观念比现代人的要好得多。

6. 古人是如何理财的？

7. 古代人都是如何理财的？

8. 古人是如何理财的？

理财一词，最早出现于《易经·系词》，“理财正辞，禁民为非曰义”。它的意思是说，对于财物的管理和使用要有一个正当的说法，禁止民众不合理的开支和铺张浪费，是理财最最合宜的方法。根据考古发现和社会现象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从原始社会中晚期社会财富有了剩余时起，就有了理财问题。《尚书·洪范》中论述五福，首先谈寿，接着就重点谈富；在《大学》中也有许多精彩的理财论述，所以有这样一副对联：洪范五福先言富，大学十章半理财。这说明了财富是中国古代经典的一项核心内容。纵观中国历史，古人的理财观念，有很多值得我们研究和借鉴的地方。　　根据对风险的偏好，古人的理财观念也可以分为三个类型：风险爱好型，风险中立型和风险厌恶型。       风险爱好型，主要是指追求高风险，高收益的理财类型，吕不韦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他认为，“耕田之利几倍，曰十倍；珠玉之赢几倍，曰百倍；立国家之主赢几倍，曰无数”（《战国策》），他理财的途径主要是发现有潜力，价值被低估的企业（秦公子异人），向其注入风险资本，帮助其上市（登基为帝），以获取巨大的收益，可以说是开创了风险投资的先河。但这种高收益往往伴随着巨大的风险，如果没有合理的退出机制，后果是非常危险的，轻则倾家荡产，重则家破人亡，吕不韦后来的遭遇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与他相比，范蠡则明智得多，懂得在适当的时机退出已获利项目，投资于新的项目，这才有了天下闻名的“陶朱公”。 　　风险中立型的理财观则遵循收益覆盖成本与风险的原则，选择最佳的投资机会。白圭“乐观时变，人弃我取，人取我与”（《史记》）的投资观念与沃伦·巴菲特“在别人都理智时，我疯狂；在别人都疯狂时，我理智。能够拥有独立的思考能力和思考方式，在投资过程中显得至关重要”的理念惊人地一致。他对于自己的评价也是很高的，“吾治生产，犹伊尹、吕尚之谋，孙吴用兵，商鞅行法是也。”他认为在投资过程中最重要的是四点：“智”，权衡厉害；“勇”，当机立断；“仁”拿捏取舍分寸；“强”，知进退取舍。如果他活在现代的话，相信也是一个“股神”级的人物。 　　风险厌恶型（即风险趋避型）是古代中国最主流的一种理财观念，孔子“君子寓于义，小人寓于利”（《论语·里仁》）的观点影响了后来几乎所有的知识分子，由“君子罕言利”到“君子不言利”的演变也使得商业成了社会阶层的最底层。由于知识分子耻于言利，自然也不会进行投资，他们大多追求的是一种低风险的、量入为出的资金合理安排。我们的大文豪苏轼先生就是此中翘楚。当他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后，工资大幅减少，于是他痛下决心，决定把每天的开支控制在150文钱以内。具体的做法是这样的：每月发工资后取出4500文钱，分成30堆后用绳子串起来挂在房梁上，每天早上用一枝长长的画叉挑取一串，取完后就把画叉藏起来。平常在屋里放一只大桶，存放每天剩下的钱，以备来客时招待使用。直到今天，这样的理财方法还在被广大工薪阶层所广泛使用。古代知识分子大多清贫，这和他们不善理财也有很大的关系，如果都能像苏东坡先生这样合理规划用度，相信李清照、柳永这样的偶像派诗人也不会有凄凉的晚景，而曾为检校工部员外郎的杜甫也不会发出“茅屋为秋风所破”的哀叹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