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建忠的介绍

2024-05-19 13:31

1. 马建忠的介绍

男,生于1955年6月, 1982年辽宁大学数学专业毕业后,先后在天津大学、浙江大学、北京大学学习应用数学。一直在高等医学院校从事数学在生命科学中的应用研究。1995年晋升为副教授,2001年晋升为教授。由于2003年抗非典型肺炎科研成绩突出,被中共中国医科大学委员会授予十佳抗非典优秀科技人员。2004年至2005年6月完成了教育部高教司指定高等学校非数学类专业基础课程教学指导委员会制定“医科类本科数学基础课程教学基本要求”的任务(主要由四名成员完成),并上报教育部高教司。现任全国理科高等数学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医药数理学会常务理事,辽宁省生物数学会副理事长,中国医科大学数学教研室教授,《数理医药杂志》编委。

马建忠的介绍

2. 马建忠的介绍

马建忠(1845.2.9-1900.8.14),别名乾,学名马斯才,字眉叔。江苏丹徒(今属镇江)人,是《文献通考》作者马端临第二十世孙。1太平军进军江南时,随家徙居上海。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因愤外患日深,开始研习西学。主要著作有《适可斋记言记行》、有《文通》(通称《马氏文通》)十卷,以拉丁文法研究汉文经籍的语言结构规律,为中国第一部较系统的语法著作。马建忠还是韩国国旗的设计者。

3. 马建忠的简介

承担本科生、七年制、研究生10门课程:《线性代数》《概率论与数理统计》《运筹学》《积分变换》《医学高等数学》《高等数学》(工科同济五版上下版)《计算分子生物信息学》《医学多变量统计分析与数据处理》《医药数学建模与数学实验》《药代动力学》。

马建忠的简介

4. 马建忠的人生经历

 1880年(光绪六年),马建忠结束了在法国的留学回到天津,重新在李鸿章幕下办理洋务。翌年,奉李鸿章之命赴英属印度,与印度总督里蓬交涉鸦片专卖及税收问题。1882年(光绪八年),李鸿章又派他去朝鲜,协助朝鲜政府与美、英、法三国签订了商约,并建议朝鲜聘请有经验的洋员和中国有识之士掌握海关主权,后李鸿章派德国人穆麟德与马建忠的四哥马相伯前往朝鲜海关。

5. 马建忠的家庭背景

马建忠,1845年2月9日(清道光十四年)生于江苏镇江府丹徒县一个天主教家庭。是《文献通考》作者马端临第二十世孙。父亲马岳熊,在家乡行医经商。兄弟中排行老幺,有四兄一姊。二哥马建勋早年受曾国荃拔擢,入李鸿章幕府,司淮军粮台。四哥马相伯是震旦大学、复旦大学的创办人。外甥朱志尧是上海求新机器厂创始人。 马建忠从小学晓中国传统经史,五岁就谂考科举。1853年(咸丰三年),太平军攻入南京,马家遂搬去上海躲避战乱。马建忠与四哥就读中西学并重的天主教耶稣会徐汇公学(College of St. Ignace),学习法文和拉丁文等课程,同时准备科举,后与其四哥同为该校首届毕业生。1860年,英法联军攻占北京,火烧圆明园,刺激了少年的马建忠,对那些“绝口不谈海外事”的士大夫非常不满,“决然舍其所学,而学所谓洋务者”。他搜寻各种西方新学的译著,如痴如醉地研读。又入耶稣会在上海设立的初学院作修士,继续学习法文、拉丁文、英文、希腊文等外语。经过十余年的刻苦努力,成了一位“善古文辞,尤精欧文,英、法现行文字以至希腊、拉丁古文,无不兼通”的学贯中西的新式人才。马相伯、马建忠兄弟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的一对传奇人物,他们曾代表清廷出使朝鲜,除杰出的外交才能外,他们都有极深的语言学造诣。马建忠是晚清商界的风云人物,在他退而著述时,写出了中国现代语法的奠基之作《马氏文通》。马相伯是复旦大学创办者 ,之后他又和英敛之在北京创立辅仁大学。在著名的“七君子”案中,马相伯获得了全国人民的尊敬。

马建忠的家庭背景

6. 马建忠的成就

现以第二负责人参加国家自然基金项目一项(项目批准号60574040)。主持完成辽宁省科学技术基金项目(项目编号:962314 ); 主持完成国家教育规划“十五”课题子科题(项目编号:BIA010092-A04); 主持完成辽宁省教育科学“十五”规划课题(课题编号:高教133-20项); 参加国家教育部高等教育司项目(项目编号:c336);参加国家教育规划“十五”课题子科题(项目编号:BIA010092-A05);主持中国医科大学重点课题和一般课题各一项. 以第一作者发表25多篇论著.目前科研方向:分子生物信息学及数学模型在医药学的应用。获湖南省教育委员会科学进步二等奖。获辽宁省第五届高等教育教学成果二等奖。获辽宁省教育科学“十五”规划课题成果三等奖。 以唯一一名指导教师获教育部举办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一等奖。获两项辽宁省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一等奖。

7. 马建忠的人物年表

1844年(清道光十四年)出生于江苏丹徒(今镇江)。字眉叔。少年时代一再随家迁徙,后定居上海。受西方资本主义影响,为探求中外“得失之故”,抛弃科举道路,专门研究西学。1870年(同治九年),经二哥马建勋引荐,佢也成为李鸿章的幕僚,随办洋务。因为熟悉西洋文化和语言,他受到李鸿章的赏识。1870年以后,马建忠、王韬、郑观应、薛福成等人,主张在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的同时,还要吸纳某些政治、经济学说。他们反对列强侵略,维护民族独立、国家主权,主张变革封建专制制度、发展民族工商业,具有一定程度的反封建的民主思想,对当时的中国社会产生了广泛的影响。1876年(光绪二年),他以郎中资格被李鸿章派往法国学习国际法,同时兼任中国驻法公使郭嵩焘的翻译。这年马建忠如愿以偿,考取公费留学法国,研究西方各国文字。他一边读书,一边兼任驻法公使馆的法文翻译。由于有了两份收入,不但学业无忧,而且有了余钱养家。1877年(光绪三年),他通过了巴黎考试院的文科和理科考试,成为第一个取得法国高中会考毕业证书(fr:Baccalauréat)的中国人。1879年(光绪五年),他取得政治私立学校(fr:école libre des sciences politiques,巴黎政治学院前身)法学学位(fr:licence de droit)。他经过勤学苦练,在36岁时得了博士学位,9月回国。李鸿章获悉后专函聘他入幕,马建忠9月中旬开始投身到李总督府门下,成了李鸿章办理外交与洋务的左右手。 曾去印度、朝鲜处理外交事务。并任轮船招商局会办、上海机器织布局总办。1880年(光绪六年),马建忠回到天津,重新在李鸿章幕下办理洋务。1881年,受李鸿章差遣赴印度同英国人谈判鸦办专售事宜。在谈判中,马建忠提出“鸦片流毒,中外腾谤,当寓禁于征,不可专重税收”。他的观点赢得英国人的同情,“虽未遽许”,但英人“皆称其公”。1881年受命前往辽东勘察,为北洋水师船坞选址,所选即后来著名的“旅顺大坞”。他曾几度去朝鲜、印度办理外交事务。“由于他对西方具有无与匹敌的知识,迅速成为李鸿章最器重的外交顾问”。1882年,朝鲜发生政变,清廷派马建忠、丁汝昌、吴长庆等带兵前去助朝鲜“平乱”。他去朝鲜,协助朝鲜政府与英、美、德签订商约。同年朝鲜发生壬午兵变,闵妃请求清朝出兵,直隶总督张树声和李鸿章派淮军将领吴长庆平乱。马建忠设下诱擒叛乱头目之计,参与了抓捕大院君李昰应的行动。同年10月18日,李鸿章派马建忠赴天津与法国公使宝海达成越事草案三条,即中国撤兵、通商、中法分巡红河南北。1882年(光绪八年),朝鲜使臣朴泳孝和金玉均即将出使日本,临行前向清朝政府请求将中国的龙旗作为国旗使用,清朝回复称藩属国不能用五爪龙旗只能用四爪龙旗。其时奉李鸿章之命出使朝鲜的中国使节马建忠建议朝鲜政府采用中国传统的太极八卦旗作为国旗使用,这个建议得到了朝鲜政府的采纳。1884年(光绪十年),马建忠加入唐庭枢主持的轮船招商局。中法战争后,他升任轮船招商局会办。1884年,马建忠出任上海轮船招商局会办。迫于中法战争形势,由他策划并经手,招商局产业转至美资“其昌洋行”名下;但事后此举招致多方指责,他甚至被戴上“汉奸”帽子,险遭杀身之祸。后奉旨进京接受审查,“幸无事”。1885年,他向李鸿章建议借外债以兴实业、建海军。又相继撰文,提倡设工厂,开矿山,行轮船,筑铁路,废厘金,兴商务。其间,曾任上海织布局总办。1890年(光绪十六年),马建忠开始撰写《富民说》,主张发展对外贸易、扶持民间工商业等措施以富民强国,并将《富民说》上呈李鸿章。不久,受李鸿章委派担任上海机器织布局总办,旋因资金周转等问题去职回籍。1890年后,马多年闲居上海,著书立说,但“仍是李鸿章幕府要人”。他曾建议设翻译书院,后充任该院洋文教习。1895年,他随李鸿章赴日谈判签定“马关条约”。庚子之乱期间,李被慈禧任命为“与八国联军议和大臣”,马随赴上海行辕,襄理机要。1895年(光绪廿一年),甲午战争失败后,他应李鸿章之邀到北京,襄助李鸿章赴日本马关议和。1896年,马建忠与上海《时务报》主笔梁启超相识,并出版了《适可斋记言记行》。1898年,马建忠一直整理《文通》一书(光绪廿四年)出版。该书以西方语文的语法为本,对照从古书中精选的例句,研究古汉语的语法规律,创建了一套汉语的语法体系,是奠定汉语语法学基础的开山之作,对后世汉语语法研究产生了巨大影响。1900年(光绪廿六年),马建忠再度应李鸿章之召,任上海行辕襄理机要。8月14日,因赶译长篇急电而猝然去世,终年55岁。

马建忠的人物年表

8. 历史对马建忠的评价

马建忠是一个为了中国的繁荣富强、站在时代前列、向西方寻求真理的先进人物。他虽然生活在洋务派的圈子里,思想却达到了维新派的高度,是同时代最激进的社会改革家之一。
梁启超在《适可斋记言记行·序》中称赞马建忠:“每发一论,动为数十年以前谈洋务者所不能言;每建一议,皆为数十年以后治中国者所不能易。嗟夫!使向者而用其言,宁有今日,使今日而用其言,宁有将来。”
史家称,马建忠是最早承认“西方人在道德上既非禽兽,在文化上又不是夷狄,因此就能与中国人平等相处”,而抛弃了“中国中心主义”的士大夫之一,也是洋务运动时期重要的外事专家和(比恭亲王、李鸿章等)“次要的改革派”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