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的精髓是什么？

1. 中国哲学的精髓是什么？

“易和哲学”是“易”思维与“和”思维的辩证综合，是中国哲学智慧的精髓。在当代，“易和哲学”契合全球化时代的哲学主题，构成了中国传统哲学思维创造性转化的支点。
问题的缘起。在中国哲学精神的历史源头，有这样一幅精美绝伦、简明深奥的宇宙图式：
太极图。太极图以其蕴藏中国哲学思维博大精深的内在矛盾，几千年来令无数人玩味沉思不已。
其中的奥秘正在于它涵容了中国哲学思维的两大基本特质：“易”与“和”，这两种思维以其丰富深刻的意蕴展示了中国哲学的灵魂。对“易”与“和”两大精神的挖掘，使我们更能清晰地看出中国传统哲学思维的本质并展望其未来。本文对“易”与“和”两大思维的解剖分析，从中综合创新出“易和”哲学这样一个命题。“易和”哲学的提出，一方面正是尝试从宏观文化背景入手解决中国传统哲学现代创造性的转换，从而为实现中国传统哲学思维的批判继承与综合创造找
到一个坚实支点；另一方面也是在当代全球化多元文明冲突与融合的情势下，“易和”哲学或许能契合这一时代的主题，成为全球化时代的哲学理念，并将给世界以中国古老智慧的现代启迪。
．“易”思维。“易”现在似乎是很抽象的概念，其实它是中国古人对日往月来、阴阳变化这一自然大象循环运转的意象把握。《说文解字》释“易”为：“日月为易，象阴阳也”。我们透过太极图阴阳鱼的交互运转，可非常直观地理会“易”的象形本义：上为日下为月，寓意阴阳交互变化。从《周易》到以后“易”的演化中，大致有以下四重涵义：（1）“易有太极，是生两仪”，阴阳二象轮回转化，共维系在一个整体大循环圈中；（2）大易流行、“生生之为易”，矛
盾双方处于永不停息的运转之中；（3）极则反，穷则变，变则通，阴阳彼此消长、转化以达到动态中的平衡；（4）阴阳互感，天人分合，主客在相即相离的演化中实现新的统一。以上四重涵义层层递进，共同体现了中国传统思维网络天文、地理、生命、社会的大易流行、阴阳转化的本色，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易”思维——“易”的阴阳转化论。
“和”思维。“和”的概念不同于其现代的意义，比其现代的意义更为宽广、深刻。在《辞源》里“和”就有“调”、“顺”、“谐”、“合”等多重释义，可见“和”在传统思维中却是一个十分重要但又常为人所忽视的范畴。最先载于哲学史的“和”是：“以他平他谓之和”（《国语·郑语》），即要求多样性的统一或对立面的和谐，如“和五味以调口”、“和六律以聪耳”（《国语·郑语》）。在古代思想论战中，就出现了“和同”之争，这些都标志着传统“和”思维的发端。在其演化中可有以下四重涵义：（1）和谐，阴阳矛盾双方对立中的统一，促成一个多样性的统一体或对立面的和合体；（2）调和，使不同的因素相协调相和解，维系着事物的有序运转；（3）中和，强调“适度中节”、“以他平他”，有制衡的动态功效；(4）和合，强调“天人合一”与“阴阳之序”，是变易的矛盾双方运动转化的目标与归宿，相反相成，相竞相用的结果合归于新的统一体。以上意义的挖掘使我们对“和”的内涵有了较全面的理解，透过太极图那和谐圆融的系统图式，使我们对“和”的本义有了更直观的意会：“和”就是太极图的圆圈，是维系阴阳鱼对立统一的矛盾和合体。“和谐”、“调和”、“中和”、“和合”思想可以说抓住了“和”的本质，形成了中国传统思维的精髓——“和”思维的矛盾整合观。
“和”思维最早散见于先秦典籍中。周太史史伯就提出“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国语·郑语》）的光辉命题，开始了古代哲学史上著名的“和同”论争。后来晏婴进一步提出了“和与同异”、“否可相济”（《左传》昭公二十年）的思想。老子指出：“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
（《道德经》四十二章）其“刚柔相济”、“相反相成”的思想也是“和”思维的宗旨。庄子指出：“夫明白与天地之德者，此之谓大本大宗，与天和者也；所以均调天下，与人和者也。与人和者，谓之人乐，与天和者，谓之天乐。”（《庄子·天道》）荀况提出：“阴阳大化，风雨博施，万物各得其和以生”（《荀子·天论》）的观点，并认为“故义以分则和，和则一。”（《荀子·王制》）孟子认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孟子》）《易经》中兑
卦第二爻爻辞为“和兑，吉”；《易传》更进一步提出“保合太和，乃利贞”的思想。到《论语》中孔子以“和”来区分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并进而由“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倡导一种“中和”思想：“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中庸》一章）这可以说是将“和”单独提升为一个极为重要的思维范畴，并高扬 “礼之用，和为贵”（《礼记·仲尼燕
居》）的“贵和”精神，强调“和”的大用。究其根本，乃是强调“和”的整合功能，调解矛盾诸方面，使之趋向动态平衡，从而实现囊括自然人事为一体的“天人和合”境界。自先秦以后，沿孔孟之道儒家着重发挥了这一思想，到董仲舒那里定格成“天人感应”的大一统体系。在魏晋南北朝兴起的自然与名教的论争中，郭象以“独化论”来消解二者的矛盾，实现名教与自然的致“和”。盛唐时十分注重“和乐”的社会功用。整个宋明理学与心学中，“和”思维通过道器、理气、心物的对立，然后在形而上的理性思辩或良知践履中达到“和”解。基于封建社会太平治世的需要，特别在礼教中加强“和乐”教化，规定名分等级，通过各司其职各就其位而“不越礼”、“不逾矩”。甚至明清时对“和”字崇尚到连皇宫大殿也要贯以“太和”、“中和”、“保和”命名。近现代革命所要建立的国家大都号称“共和国”（“共和”的古典义是指“相与和而共政事”，其现代义是指政治民主），就是要体现各民族、各阶层的民主平等与普遍和谐。不用说上流社会的旨趣，就是普通百姓也以“和”为贵，信守“平和”、“和气”、“和顺”、“和美”、“和平”、“和睦”、“和谐”，乃至造反也要贯之以“义和”。从而使这种传统“和”思维的矛盾整合观渗入社会生活的深处。中国人就用这种矛盾整合观来认识和把握事物，并自觉不自觉地以“和”思维行事。
传统“和”思维由来已久，思想认识源渊之外，还有中国特定的社会政治经济环境。正像“易”思维的阴阳转化论的形成一样，“和”思维的矛盾整合观亦扎根于中国自足自适的农业经济和代代相因的宗法政治。正是这种深厚的小农意识和宗法观念也促成了“和”思维的确立。从地理上看，古代中国以黄河流域为核心的农业文明形成了稳定保守、自我进化的华夏文明圈，这不正是“和”思维的一个现实模型吗？封建的政治经济巩固了男耕女织的生产地位和君臣父子的等级秩序，以家族为核心家国同构而展开了一系列日常伦理规范，这又为“和”思维的形成铺设了现实生活的温床。从此中国人就顺着“和”思维的理路去整合世界，直观笼统地圈定认识和实践对象，把其当作一个整体系统，以矛盾整合观的“和”思维方式把握并创建新事物。反过来，这也就促成了中国传统社会大一统的政治模式和自足循环的经济框架及和谐审美的文化形态，从而形成了独立于西方的自足的中华文明系统。随着近代资本主义的侵入，两种文明相撞的结果客观上使中国社会进入到“不和”的状态。于是激起一代代中国人放眼世界，吸收消化不同于中国传统的新文明，从而改变了旧中国的命运，实现了中国社会新的“和”态——人民共和国。甚至在西方思潮盛行的现当代，也就是马克思主义辩证系统观树立的今天，中国传统“和”思维与“易”思维一样依然根深蒂固，牢牢地渗入每一位炎黄子孙的血液，成为真正独具中国特色的矛盾整合观。
“易和”哲学。将“易”思维与“和”思维辩证地综合，就可以自然而然地得出“易和”哲学这样一个新的命题。显然，功夫全在于辩证综合与创新方面。面对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的主题，从“五四”以来就有种种表述，其中冯友兰的“抽象的继承法”、傅伟勋的“创造的解释学”、林毓生的“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张岱年的“综合创造论”等都颇有合理之处，其核心都在于吸纳古今中外一切文明成果，继往开来、综合创新传统文化。在此，我提出“易和”哲学这样一个命题，也是整理国故，想从中国传统哲学思维的宏观文化背景入手所做的一种尝试。通过以上的解剖分析，我们得知“易”与“和”确是中国传统思维的两大特质。这两种思维的共同特点都体现在对世界的整体动变给予直观系统的把握，而遗憾的是未能在“易”与“和”思维的动静刚柔对立中给予辩证的综合与创新。将“易”思维的阴阳转化论与“和”思维的矛盾整合观有机结合，从而可以综合创新出一种矛盾化合论——“易和”哲学。“易和”哲学的提出，有助于确立中国传统哲学现代创造性转换的思维支点，以此来应对全球化时代的挑战，实现中华民族精神文化的伟大复兴。
（1）从创建的本体论上看，“易和”哲学以客观实在实存之宇宙“太极”作为理论前提与出发点，坚持“一阴一阳之谓道”的“易和”之道，然后由此来推演万物流变、对立面和谐这样一个矛盾系统。从宇宙大化流行开始，“易”为实存之“太极”的动变活力，通过阴阳矛盾注入永恒的创生能力，展开宇宙大生命的运行历程；和”为实存之“太极”的“体用不二”载体，承载着无限燃烧的宇宙大生命之活火，成为阴阳矛盾演化的维系者和目标，于是乎从中演易出生命世界，天人分合，主客互动，在相互对象化中和谐运转。
（2）从创建的发展观上看，“易和”哲学主要由“易”思维来发动，由“和”思维来维持。
宇宙大化的演易，太极分阴阳，阴阳对立转化，围绕着“和”的框架来流变，彼此消长，在“易”的推动下，从量变到质变，经由否定性的变易环节使一种“和”态向新的“和”态演进，实现系统有序的运转与动态的平衡。于是乎万物流变，生生不已，终于在高级阶段繁衍出有机界、进化出生物和人类社会，形成一个遵循规律无限发展的动变历程。“易”的主动的发展因素与“和”的主静的稳定因素的对立统一，构成了“易和”哲学在发展观上的辩证法。
（3）从创建的认识论上看，“易和”哲学从自身的矛盾化合观出发去理解事物，圈定和把握对象，从事物的整体结构和系统组织来分析和综合，确立了认识论上的整体观与系统观特色。
“易”思维重演绎推理，达到认识的分化和抽象；“和”思维重归纳综合，达到认识的整合和具体。从而在事物变“易”致“和”中全面系统地把握对象、关系及其过程，使主体在反映客体的基础上得以选择建构，并用人的尺度和物的尺度相统一的“易和”大系统尺度来追求真理并改善世界；与此同时，主体自身也获得了审美愉悦和境界升华。
（4）从创建的社会观上看，“易和”哲学用系统整体思维的原则看待社会这一有机体的运转：“易”是进步，“和”是秩序；“易”是发展，“和”是稳定；“易”是生产力，“和”是生产关系；“易”是变革的力量，“和”则是维系的力量……总之，“易和”从社会的存在方式到人的生活方式再到其思维方式层层统贯，在社会网络体系中决定与被决定，作用与反作用,“易和”思维给予社会系统以动静、化合的辩证理解。在相互规定和协调中从一种社会“和”态演进到“不和”态社会，通过社会实践进化到新的“和”态社会。这样，就在变革、协调与稳定中使人类社会得到有序的发展与进化。
（5）从创建的人学意义上看，“易和”哲学的出发点和归宿正是为了人。“易和”思维展开的中心是为了最终帮助实现人的价值与潜能，保证人的现实自由的合理实现。在人的生活世界，“易”是一种最革命的因素，促使人认识并创造自我，在现实中表现为一种实践力量实现人的主体自为性；“和”则是一种维系人生存和发展的本质性规定因素，是人得以实现自我并超越自我的现实载体——自然与社会相协调的文明圈，从而保证在自然与社会的和谐中实现人的自由
创造，过一种真正属于人的生活，正如马克思所说的“把人的本质还给人”。“易和”哲学的创建是在扬弃主客二元分裂而确立的人的“主体性凯旋”的同时，最终要在超克人类中心主义的易和”生态人学上彰显和饱满起其应有的现代意义。这亦是中国传统哲学热爱自然、珍视生命、注重伦理的必然归宿。我们深信，“易和”哲学所昭示的现代生态人学，不仅能在人的思维方式上引起革命，更重要的是革新人的生活方式，从而在全球性、人类性问题日益凸显的今天，
昭示给人类一种合情合理合乎人性的生活之可能性。

2. 哲学的精髓是什么？

3. 中国哲学的特点及优秀精华？

1,中国哲学始于先秦，历史悠久.进入封建社会后，由于科学技术在世界范围内长期处于领先地位，封建统治秩序相对稳定，中国哲学继续发展，形成了历史久远，具有较高形态的封建社会的哲学
2，中国封建社会的哲学主要同经学相结合，强调道德教育
3，中国传统哲学与伦理学联系密切，本体论、认识论同道德论相互渗透，具有浓厚的伦理色彩。在先秦时代，诸子百家中儒、道、墨、法等诸家都以天道观为其伦理学说的理论依据。
4，中国哲学的思维方式倾向于整体性、有机性与连续性。中国哲学具有丰富的朴素辩证法的思维传统，许多哲学家运用不同的术语表达了他们的辩证思想，如老子的“反者道之动”，《易传》提出“一阴一阳之谓道”，宋明理学家提出的“一物两体”、“分一为二，合二以一”等。
5，中国哲学有自己独特的传统概念范畴。中国哲学这些独特的概念范畴如：道、气、理、神、虚、诚、明、体、用、太极、阴阳等。
优秀精华：理一分殊：关于太极与万物的关系；致良知；和为贵文化；仁，义，礼，智，信；民贵君轻等等

4. 中国哲学的精神是什么？

　　哲学在中国文化中所占的地位，历来可以与宗教在其他文化中的地位相比。在中国，哲学与知识分子人人有关。在旧时，一个人只要受教育，就是用哲学发蒙。儿童入学，首先教他们读「四书」，即《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四书」是新儒家哲学最重要的课本。有时候，儿童刚刚开始识字，就读一种课本，名叫《三字经》，每句三个宇，偶句押韵，朗诵起来便于记忆。这本书实际上是个识字课本，就是它，开头两句也是「人之初，性本善」。这是孟子哲学的基本观念之一。

　　哲学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

　　西方人看到儒家思想渗透中国人的生活，就觉得儒家是宗教。可是实事求是地说，儒家并不比柏拉图或亚力士多德的学说更像宗教。「四书」诚然曾经是中国人的「圣经」，但是「四书」里没有创世纪，也没有讲天堂、地狱。

　　当然，哲学、宗教都是多义的名词。对于不同的人，哲学、宗教可能有完全不同的含义。人们谈到哲学或宗教时，心中所想的与之相关的观念，可能大不相同。至于我，我所说的哲学，就是对于人生的有系统的反思的思想。每一个人，只要他没有死，他都在人生中。但是对于人生有反思的思想的人并不多，其反思的思想有系统的人就更少。哲学家必须进行哲学化；这就是说，他必须对于人生反思地思想，然后有系统地表达他的思想。

　　这种思想，所以谓之反思的，因为它以人生为对象。人生论，宇宙论，知识论都是从这个类型的思想产生的。宇宙论的产生，是因为宇宙是人生的背景，是人生戏剧演出的舞台。知识论的出现，是因为思想本身就是知识。照西方某些哲学家所说，为了思想，我们必须首先明了我们能够思想什么；这就是说，在我们对人生开始思想之前，我们必须首先「思想我们的思想」。

　　凡此种种「论」，都是反思的思想的产物。就连人生的概念本身、宇宙的概念本身，知识的概念本身，也都是反思的思想的产物。无论我们是否思人生，是否谈人生，我们都是在人生之中。也无论我们是否思宇宙，是否谈宇宙，我们都是宇宙的一部分。不过哲学家说宇宙，物理学家也说宇宙，他们心中所指的并不相同。哲学家所说的宇宙是一切存在之全，相当于古代中国哲学家惠施所说的「大一」，其定义是「至大无外」。所以每个人、每个事物都应当看作宇宙的部分。当一个人思想宇宙的时候，他是在反思地思想。

　　当我们思知识或谈知识的时候，这个思、谈的本身就是知识。用亚力士多德的话说，它是「思想思想」；思想思想的思想是反思的思想。哲学家若要坚持在我们思想之前必须首先思想我们的思想，他就在这里陷入邪恶的循环；就好像我们竟有另一种能力可以用它来思想我们的思想！实际上、我们用来思想思想的能力，也就是我们用来思想的能力，都是同一种能力。如果我们怀疑我们思想人生、宇宙的能力、我们也有同样的理由怀疑我们思想思想的能力。

　　宗教也和人生有关系。每种大宗教的核心都有一种哲学。事实上，每种大宗教就是一种哲学加上一定的上层建筑，包括迷信、教条、仪式和组织。这就是我所说的宗教。

　　这样来规定宗教一词的含义，实际上与普通的用法并无不同，若照这种含义来理解，就可以看出，不能认为儒家是宗教。人们习惯于说中国有三教：儒教、道教、佛教。我们已经看出，儒家不是宗教。至于道家，它是一个哲学的学派；而道教才是宗教，二者有其区别。道家与道教的教义不仅不同，甚至相反。道家教人顺乎自然，而道教教人反乎自然。举例来说，照老子、庄子讲，生而有死是自然过程，人应当平静地顺着这个自然过程。但是道教的主要教义则是如何避免死亡的原理和方术，显然是反乎自然而行的。道教有征服自然的科学精神。对中国科学史有兴趣的人，可以从道士的著作中找到许多资料。

　　作为哲学的佛学与作为宗教的佛教，也有区别。受过教育的中国人，对佛学比对佛教感兴趣得多。中国的丧祭，和尚和道士一齐参加，这是很常见的。中国人即使信奉宗教，也是有哲学意味的。

　　现在许多西方人都知道，与别国人相比，中国人一向是最不关心宗教的。例如德克·布德教授（Derk Bodde）有篇文章，《中国文化形成中的主导观念》4 ，其中说：「中国人不以宗教观念和宗教活动为生活中最重要、最迷人的部分。……中国文化的精神基础是伦理（特别是儒家伦理）不是宗教（至少不是正规的、有组织的那一类宗教）。……这一切自然标志出中国文化与其他主要文化的大多数，有根本的重要的不同，后者是寺院、僧侣起主导作用的。」

　　在一定意义上，这个说法完全正确。但是有人会问：为什么会这样？对于超乎现世的追求，如果不是人类先天的欲望之一，为什么事实上大多数民族以宗教的观念和活动为生活中最重要、最迷人的部分？这种追求如果是人类基本欲望之一，为什么中国人竟是一个例外？若说中国文化的精神基础是伦理，不是宗教，这是否意昧着中国人对于高于道德价值的价值，毫无觉解？

　　高于道德价值的价值，可以叫做「超道德的」价值。爱人，是道德价值；爱上帝，是超道德价值。有人会倾向于把超道德价值叫做宗教价值。但是依我看来，这种价值并不限于宗教，除非此处宗教的含义与前面所说的不同。例如，爱上帝，在基督教里是宗教价值，但是在斯宾诺莎哲学里就不是宗教价值，因为斯宾诺莎所说的上帝实际上是宇宙。严格地讲，基督教的爱上帝，实际上不是超道德的。这是因为，基督教的上帝有人格，从而人爱上帝可以与子爱父相比，后者是道德价值。所以，说基督教的爱上帝是超道德价值，是很成问题的。它是准超道德价值。而斯宾诺莎哲学里的爱上帝才是真超道德价值。

　　对以上的问题，我要回答说，对超乎现世的追求是人类先天的欲望之一，中国人并不是这条规律的例外。他们不大关心宗教，是因为他们极其关心哲学。他们不是宗教的，因为他们都是哲学的。他们在哲学里满足了他们对超乎现世的追求。他们也在哲学里表达了、欣赏了超道德价值，而按照哲学去生活，也就体验了这些超道德价值。

　　按照中国哲学的传统，它的功用不在于增加积极的知识（积极的知识。我是指关于实际的信息），而在于提高心灵的境界——达到超乎现世的境界，获得高于道德价值的价值。《老子》说：「为学日益，为道日损。」（第四十八章）这种损益的不同暂且不论，《老子》这个说法我也不完全同意。现在引用它，只是要表明，中国哲学传统里有为学、为道的区别。为学的目的就是我所说的增加积极的知识，为道的目的就是我所说的提高心灵的境界。哲学属于为道的范畴。

　　哲学的功用，尤其是形上学的功用，不是增加积极的知识，这个看法，当代西方哲学的维也纳学派也作了发挥，不过是从不同的角度，为了不同的目的。我不同意这个学派所说的：哲学的功用只是弄清观念；形上学的性质只是概念的诗。不仅如此，从他们的辩论中还可以清楚地看出，哲学，尤其是形上学，若是试图给予实际的信息，就会变成废话。

　　宗教倒是给予实际的信息。不过宗教给予的信息，与科学给予的信息，不相调和。所以在西方，宗教与科学向来有冲突。科学前进一步，宗教就后退一步；在科学进展的面前，宗教的权威降低了。维护传统的人们为此事悲伤，为变得不信宗教的人们惋惜，认为他们已经堕落。如果除了宗教，别无获得更高价值的途径，的确应当惋惜他们。放弃了宗教的人，若没有代替宗教的东西，也就丧失了更高的价值。他们只好把自己限于尘世事务，而与精神事务绝缘。不过幸好除了宗教还有哲学，为人类提供了获得更高价值的途径——一条比宗教提供的途径更为直接的途径，因为在哲学里，为了熟悉更高的价值，无需采取祈祷、礼拜之类的迂回的道路。通过哲学而熟悉的更高价值，比通过宗教而获得的更高价值，甚至要纯粹得多，因为后者混杂着想象和迷信。在未来的世界，人类将要以哲学代宗教。这是与中国传统相合的。人不一定应当是宗教的，但是他一定应当是哲学的。他一旦是哲学的，他也就有了正是宗教的洪福。

　　中国哲学的问题和精神

　　以上是对哲学的性质和功用的一般性讨论。以下就专讲中国哲学。中国哲学的历史中有个主流，可以叫做中国哲学的精神。为了了解这个精神，必须首先弄清楚绝大多数中国哲学家试图解决的问题。

　　有各种的人。对于每一种人，都有那一种人所可能有的最高的成就。例如从事于实际政治的人，所可能有的最高成就是成为大政治家。从事于艺术的人，所可能有的最高成就是成为大艺术家。人员有各种，但各种的人都是人。专就一个人是人说，所可能有的最高成就是成为什么呢？照中国哲学家们说，那就是成为圣人，而圣人的最高成就是个人与宇宙的同一。问题就在于，人如欲得到这个同一，是不是必须离开社会，或甚至必须否定「生」？

　　照某些哲学家说，这是必须的。佛家就说，生就是人生的苦痛的根源。柏拉图也说，肉体是灵魂的监狱。有些道家的人「以生为附赘悬疣，以死为决疴溃痈。」这都是以为，欲得到最高的成就，必须脱离尘罗世网，必须脱离社会，甚至脱离「生」。只有这样，才可以得到最后的解脱。这种哲学，即普通所谓「出世的哲学」。

　　另有一种哲学，注重社会中的人伦和世务。这种哲学只讲道德价值，不会讲或不愿讲超道德价值。这种哲学，即普通所谓「入世的哲学」。从入世的哲学的观点看，出世的哲学是太理想主义的，无实用的，消极的。从出世的哲学的观点看，入世的哲学太现实主义了，太肤浅了。它也许是积极的，但是就像走错了路的人的快跑：越跑得快，越错得很。

　　有许多人说，中国哲学是入世的哲学。很难说这些人说的完全对了，或完全错了。从表面上看中国哲学，不能说这些人说错了，因为从表面上看中国哲学，无论哪一家思想，都是或直接或间接地讲政治，说道德。在表面上，中国哲学所注重的是社会，不是宇宙；是人伦日用，不是地狱天堂；是人的今生，不是人的来世。孔子有个学生问死的意义，孔子回答说：「未知生，焉知死？」（《论语·先进》）孟子说：「圣人，人伦之至也。」（《孟子·离娄上》）照字面讲这句话是说，圣人是社会中的道德完全的人。从表面上看，中国哲学的理想人格，也是入世的。中国哲学中所谓圣人，与佛教中所谓佛，以及耶教中所谓圣者，是不在一个范畴中的。从表面上看，儒家所谓圣人似乎尤其是如此。在古代，孔子以及儒家的人，被道家的人大加嘲笑，原因就在此。

　　不过这只是从表面上看而已，中国哲学不是可以如此简单地了解的。专就中国哲学中主要传统说，我们若了解它，我们不能说它是入世的，固然也不能说它是出世的。它既入世而又出世。有位哲学家讲到宋代的新儒家，这样地描写他：「不离日用常行内，直到先天未画前。」这正是中国哲学要努力做到的。有了这种精神，它就是最理想主义的，同时又是最现实主义的；它是很实用的，但是并不肤浅。

　　入世与出世是对立的，正如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也是对立的。中国哲学的任务，就是把这些反命题统一成一个合命题。这并不是说，这些反命题都被取消了。它们还在那里，但是已经被统一起来，成为一个合命题的整体。如何统一起来？这是中国哲学所求解决的问题。求解决这个问题，是中国哲学的精神。

　　中国哲学以为，一个人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行动上完成这个统一，就是圣人。他是既入世而又出世的。中国圣人的精神成就，相当于佛教的佛、西方宗教的圣者的精神成就。但是中国的圣人不是不问世务的人。他的人格是所谓「内圣外王」的人格。内圣，是就其修养的成就说；外王，是就其在社会上的功用说。圣人不一定有机会成为实际政治的领袖。就实际的政治说，他大概一定是没有机会的。所谓「内圣外王」，只是说，有最高的精神成就的人，按道理说可以为王，而且最宜于为王。至于实际上他有机会为王与否，那是另外一回事，亦是无关宏旨的。

　　照中国的传统，圣人的人格既是内圣外王的人格，那么哲学的任务，就是使人有这种人格。所以哲学所讲的就是中国哲学家所谓内圣外王之道。

　　这个说法很像柏拉图所说的「哲学家——王」。照柏拉图所说，在理想国中，哲学家应当为王，或者王应当是哲学家；一个人为了成为哲学家，必须经过长期的哲学训练，使他的心灵能够由变化的事物世界「转」入永恒的理世界。柏拉图说的，和中国哲学家说的，都是认为哲学的任务是使人有内圣外王的人格。但是照柏拉图所说，哲学家一旦为王，这是违反他的意志的，换言之，这是被迫的，他为此作出了重大栖牲。古代道家的人也是这样说的。据说有个圣人，被某国人请求为王，他逃到一个山洞里躲起来。某国人找到这个洞、用烟把他薰出来，强迫他担任这个苦差事（见《吕氏春秋·贵生》）。这是柏拉图和古代道家的人相似的一点，也显示出道家哲学的出世品格。到了公元三世纪，新道家郭象，遵循中国哲学的主要传统，修正了这一点。

　　儒家认为，处理日常的人伦世务，不是圣人分外的事。处理世务，正是他的人格完全发展的实质所在。他不仅作为社会的公民，而且作为「宇宙的公民」，即孟子所说的「天民」，来执行这个任务。他一定要自觉他是宇宙的公民，否则他的行为就不会有超道德的价值。他若当真有机会为王。他也会乐于为人民服务，既作为社会的公民，又作为宇宙的公民，履行职责。

　　由于哲学讲的是内圣外王之道，所以哲学必定与政治思想不能分开。尽管中国哲学各家不同，各家哲学无不同时提出了它的政治思想。这不是说，各家哲学中没有形上学，没有伦理学，没有逻辑学。这只是说，所有这些哲学都以这种或那种方式与政治思想联系着，就像柏拉图的《理想国》既代表他的整个哲学，同时又是他的政治思想。

　　举例来说，名家以沉溺于「白马非马」之辩而闻名，似乎与政治没有什么联系。可是名家领袖公孙龙「欲推是辩以正名实而化天下焉」（《公孙龙子·迹府》）。我们常常看到，今天世界上每个政治家都说他的国家如何希望和平，但是实际上，他讲和平的时候往往就在准备战争。在这里，也就存在着名实关系不正的问题。公孙龙以为，这种不正关系必须纠正。这确实是「化天下」的第一步。

　　由于哲学的主题是内圣外王之道，所以学哲学不单是要获得这种知识，而且是要养成这种人格。哲学不单是要知道它，而且是要体验它。它不单是一种智力游戏，而是比这严肃得多的东西。正如我的同事金岳霖教授在一篇未刊的手稿中指出的：「中国哲学家都是不同程度的苏格拉底。其所以如此，因为道德、政治、反思的思想、知识都统一于一个哲学家之身；知识和德性在他身上统一而不可分。他的哲学需要他生活于其中；他自己以身载道。遵守他的哲学信念而生活，这是他的哲学组成部分。他要做的事就是修养自己，连续地、一贯地保持无私无我的纯粹经验，使他能够与宇宙合一。显然这个修养过程不能中断，因为一中断就意味着自我复萌，丧失他的宇宙。因此在认识上他永远摸索着，在实践上他永远行动着，或尝试着行动。这些都不能分开，所以在他身上存在着哲学家的合命题，这正是合命题一词的本义。他像苏格拉底，他的哲学不是用于打官腔的。他更不是尘封的陈腐的哲学家，关在书房里，坐在靠椅中，处于人生之外。对于他，哲学从来就不只是为人类认识摆设的观念模式，而是内在于他的行动的箴言体系；在极端的情况下，他的哲学简直可以说是他的传记。」

　　中国哲学家表达自己思想的方式

　　初学中国哲学的西方学生经常遇到两个困难。一个当然是语言障碍；另一个是中国哲学家表达他们的思想的特殊方式。我先讲后一个困难。

　　人们开始读中国哲学著作时，第一个印象也许是，这些言论和文章都很简短，没有联系。打开《论语》，你会看到每章只有廖廖数语，而且上下章几乎没有任何联系。打开《老子》，你会看到全书只约有五千字，不长于杂志上的一篇文章；可是从中却能见到老子哲学的全体。习惯于精密推理和详细论证的学生，要了解这些中国哲学到底在说什么，简直感到茫然。他会倾向于认为，这些思想本身就是没有内部联系吧。如果当真如此，那还有什么中国哲学。因为没有联系的思想是不值得名为哲学的。

　　可以这么说：中国哲学家的言论、文章没有表面上的联系，是由于这些言论、文章都不是正式的哲学著作。照中国的传统，研究哲学不是一种职业。每个人都要学哲学，正像西方人都要进教堂。学哲学的目的，是使人作为人能够成为人，而不是成为某种人。其他的学习（不是学哲学）是使人能够成为某种人，即有一定职业的人。所以过去没有职业哲学家；非职业哲学家也就不必有正式的哲学著作。在中国，没有正式的哲学著作的哲学家，比有正式的哲学著作的哲学家多得多。若想研究这些人的哲学，只有看他们的语录或写给学生、朋友的信。这些信写于他一生的各个时期，语录也不只是一人所记。所以它们不相联系，甚至互相矛盾，这是可以预料的。

　　以上所说可以解释为什么有些哲学家的言论、文章没有联系：还不能解释它们为什么简短。有些哲学著作，像孟子的和荀子的，还是有系统的推理和论证。但是与西方哲学著作相比，它们还是不够明晰。这是由于中国哲学家惯于用名言隽语、比喻例证的形式表达自己的思想。《老子》全书都是名言隽语，《庄子》各篇大都充满比喻例证。这是很明显的。但是，甚至在上面提到的孟子、荀子著作，与西方哲学著作相比，还是有过多的名言隽语、比喻例证。名言隽语一定很简短；比喻例证一定无联系。

　　因而名言隽语、比喻例证就不够明晰。它们明晰不足而暗示有余，前者从后者得到补偿。当然，明晰与暗示是不可得兼的。一种表达，越是明晰，就越少暗示；正如一种表达，越是散文化，就越少诗意。正因为中国哲学家的言论、文章不很明晰，所以它们所暗示的几乎是无穷的。

　　富于暗示，而不是明晰得一览无遗，是一切中国艺术的理想，诗歌、绘画以及其他无不如此。拿诗来说，诗人想要传达的往往不是诗中直接说了的，而是诗中没有说的。照中国的传统，好诗「言有尽而意无穷。」所以聪明的读者能读出诗的言外之意，能读出书的「行间」之意。中国艺术这样的理想，也反映在中国哲学家表达自己思想的方式里。

　　中国艺术的理想，不是没有它的哲学背景的。《庄子》的《外物》篇说：「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吾安得夫忘言之人而与之言哉！」与忘言之人言，是不言之言。《庄子》中谈到两位圣人相见而不言，因为「目击而道存矣」（《田子方》）。照道家说，道不可道，只可暗示。言透露道，是靠言的暗示，不是靠言的固定的外延和内涵。言一旦达到了目的，就该忘掉。既然再不需要了，何必用言来自寻烦恼呢？诗的文字和音韵是如此，画的线条和颜色也是如此。

　　公元三、四世纪，中国最有影响的哲学是「新道家」，史称玄学。那时候有部书名叫《世说新语》，记载汉晋以来名士们的佳话和韵事。说的话大都很简短，有的只有几个字。这部书《文学》篇说，有位大官向一个哲学家（这位大官本人也是哲学家）问老、庄与孔子的异同。哲学家回答说：「将无同？」意思是：莫不是同吗？大官非常喜欢这个回答，马上任命这个哲学家为他的秘书，当时称为「掾」，由于这个回答只有三个字，世称「三语掾」。他不能说老、庄与孔子毫不相同，也不能说他们一切相同。所以他以问为答，的确是很妙的回答。《论语》、《老子》中简短的言论，都不单纯是一些结论，而推出这些结论的前提都给丢掉了。它们都是富于暗示的名言隽语。暗示才耐人寻味。你可以把你从《老子》中发现的思想全部收集起来，写成一部五万字甚至五十万字的新书。不管写得多么好，它也不过是一部新书。它可以与《老子》原书对照着读，也可以对人们理解原书大有帮助，但是它永远不能取代原书。

　　我已经提到过郭象，他是《庄子》的大注释家之一。他的注，本身就是道家文献的经典。他把《庄子》的比喻、隐喻变成推理和论证，把《庄子》诗的语言翻成他自己的散文语言。他的文章比庄子的文章明晰多了。但是，庄子原文的暗示，郭象注的明晰，二者之中，哪个好些？人们仍然会这样问。后来有一位禅宗和尚说：「曾见郭象注庄子，识者云：却是庄子注郭象」（《大慧普觉禅师语录》卷二十二）。

　　语言障碍

　　一个人若不能读哲学著作原文，要想对它们完全理解、充分欣赏，是很困难的，对于一切哲学著作来说都是如此。这是由于语言的障碍。加以中国哲学著作富于暗示的特点，使语言障碍更加令人望而生畏了。中国哲学家的言论、著作富于暗示之处，简直是无法翻译的。只读译文的人，就丢掉了它的暗示，这就意味着丢掉了许多。

　　一种翻译，终究不过是一种解释。比方说，有人翻译一句《老子》，他就是对此句的意义作出自己的解释。但是这句译文只能传达一个意思，而在实际上，除了译者传达的这个意思，原文还可能含有许多别的意思。原文是富于暗示的，而译文则不是，也不可能是。所以译文把原文固有的丰富内容丢掉了许多。《老子》、《论语》现在已经有多种译本。每个译者都觉得别人的翻译不能令人满意。但是无论译得多好，译本也一定比原本贫乏。需要把一切译本，包括已经译出的和其他尚未译出的，都结合起来，才能把《老子》、《论语》原本的丰富内容显示出来。

　　公元五世纪的鸠摩罗什，是把佛经译为汉文的最大翻译家之一，他说，翻译工作恰如嚼饭喂人。一个人若不能自己嚼饭，就只好吃别人嚼过的饭。不过经过这么一嚼，饭的滋味、香味肯定比原来乏味多了。

5. 中国哲学的精神，是什么？

哲学是对于整个时代成果与精神的概括，哲学精神是塑造时代精神的匠心与灵魂。概括为以下方面：
1、联系的文明。终极理性保持消除矛盾、避免危机、塑造无限生机的必然联系，概括为联系的文明，启示得天独厚的幸运，昭彰自然之完美。
2、联系的现实与时代精神。在人们相互联系中，自然联系树立的道德规范所可靠保持的平等、互助、关爱的现实精神与联合主题所积极倡导的‘民治、民有、民享’的时代精神同在。
3、传承的现代精神。相对统一的个体精神组合成承前启后的现代精神，反映着按权力分担责任的组合关系与机会均等的时间限制，以及现代生活中更多的自由选择。对于现代人而言，时代属于开创的、循巡秩序的人们，属于人民。人们得以生存、发展、自由的，所成就的及实现成就所要求的组合关系，永久地为社会整体联系所确认。同样地，共同秩序维护着的生生不息的联系，塑造永不磨灭的历史精神，它反映人类文明梯度发展历程、现代生活与历史演进，贡献于历史完整性，预示着更加开放、自由、广阔的未来时代。

6. 有哪些中国哲学

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在时间表上粗略地可以划分为：先秦诸子（儒、道、法、墨、名、阴阳的兴起）、两汉经学和谶纬（儒家正统的发展）、魏晋玄学（道家的再探索）、唐宋禅学（佛教思想开花结果）、宋明理学（佛儒道合一）、明朝王阳明心学（理学的新创造）。 

中国哲学有自己独特的传统概念范畴。中国哲学这些独特的概念范畴如：道、气、理、神、虚、诚、明、体、用、太极、阴阳等。凝结着中国思想家的智慧。在中国哲学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这些范畴被不断地充实、丰富，赋予新的内容，围绕这些范畴展开了深入的讨论，将中国哲学的理论思维水平不断提高。中国哲学对于人类文化的发展也作出了有益的贡献，传播到周围的国家和地区如日本、朝鲜、越南及东南亚国家，并在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7. 如何理解中国哲学的基本精神？

要理解中国哲学 我们必须对照世界上其他的哲学
梁漱溟就把世界的哲学分成三个流派
一。西方哲学（源自古希腊） 二。印度哲学 三。中国哲学
西方强调自由 平等 人能够征服自然 从基本观点来看是积极的“动” 
印度人因地理原因 人的寿命较短 还有阶级压迫 人生活极其糟糕 他的哲学也有很多 比如说“梵”“佛” 虽然说有其积极的一面 但是基本上是要人看来世，看永恒 承认今世的苦难 去被动消极的接受 是无为消极的“静” 有点类似中国的老子
而中国人讲究的是什么呢 中国的哲学家也有不少 但能够影响整个中华的 儒家是出了名的 从《论语》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 到处写的不过是一词“为人处世” 注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简化可理解为“适” 当然孔子不是一味强调这一点的 在几千年的封建统治时期 儒家文化实际上是被异化了 被统治者利用了 “适”就是消极的“动”
这里说的“积极”与“消极”并不是通常意义上的消极与积极 “积极”乃是主动 强调人为
消极乃是注重客观 承认人所具有的局限性 后来有点极端化 过于强调中庸 其实是不对的
东西方的文化皆有其不利的一端 他们都没有认识清楚 人，社会，自然的相互关系

8. 中国哲学的基本精神

哲学是中国几千年文明的传承和结晶。中华文明引领着中华民族在这片辽阔的土地上。延续至今。四大文明古国，除了周五之外，其他三个文明古国的文化已在地球上消失，只留下些许的历史遗迹。中华文化能够延续至今贯穿中华文明几千年的哲学思想功不可没。中国哲学的基本精神之宇宙观及天人合一。通俗的说就是我们现在常说的人与自然的辩证统一关系。人与自然和谐是天人合一的一方面，除此之外，还包括社会关系和谐和。个体自身的和谐。
中国哲学的基本精神是世界观。心物一体。即精神与物质思维与存在的关系。中国哲学对待心物关系的态度是心物一体论。热和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其实是一致的。第三，一元多元互补论。这是中国辩证统一思想的体现。第四，读过哲学的基本精神之人生观，乐感文化。与西方的最短文化截然相反。这是天人合一思想的成果和表现。中国的这些惊世是与道德伦理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再次，中国哲学的基本精神是直观性和现实性，思辨性和实践性，唯物和毕业证系统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