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中国传统道德文化？

1. 如何看待中国传统道德文化？

在对待中国传统道德问题上，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既不能全盘肯定、全面照搬，也不能全盘否定、全面抛弃。要按照是否有利于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事业，是否有利于建设和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德体系，是否有利于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否有利于培养社会主义“四有”新人的标准，做好取舍和创造性的转化工作。要通过分析、鉴别、取舍和改造，剔除那些带有明显的阶级和时代局限性的成分，继承和弘扬优良的道德传统，特别是那些反映普遍性、共同性和一般性道德要求，对我们今天的道德实践仍然具有借鉴意义的积极内容。根据这样的指导思想，对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正确态度和基本方针，应当是批判继承、弃糟取精、古为今用、综合创新，使之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保持民族性，体现时代性。批判继承是对待中国传统道德的基本原则，表明我们对待中国传统道德的基本态度是，既反对文化复古主义，也反对历史虚无主义，而是以批判为前提的继承，以继承为目的的批判；弃糟取精，是继承传统道德文化的基本要求，表明我们对中国传统道德文化的继承是有选择的；古为今用是研究和继承中国传统道德的基本目的，这个目的就是让中国传统道德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服务，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服务；综合创新是继承中国传统道德的总归宿。这里的综合，既是指中国传统道德文化中儒家、法家、道家、墨家以及佛教等文化和宗教流派优秀和合理的思想资源的综合，也是指中国优良传统道德文化与全人类一切优秀道德文化成果的综合，尤其是指中国传统道德文化与现时代道德文化的综合。这里的创新，是在综合基础上使中国传统道德文化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保持民族性，体现时代性。

2. 中华传统文化中的道德理念有哪些

整体至上，“克己奉公”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在中国传统伦理结构中，为国利民，“兴天下人民之大利”（《墨子·经上》）乃是道德的最高表现，是最大的“义”。坚持这个原则，以此来规范人们的行为，一切服从这一准则，乃是“仁人志士”的体现。从多的思想家、政治家和文学家们一直倡导这种人生的境界。孔子曰：“有杀身以成仁，无求生以害仁”（《论语·雍也》），孟子曰：“生，我所欲也；义，我所欲也。两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也”（《孟子·滕文公上》）。范仲淹主张“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岳阳楼记》）；杜甫咏叹“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茅屋的秋风所破歌》）；林则徐铭志“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这些观点、主张，都坚持从国家利益和整体利益至上的原则出发在个人对他人、对社会、对群体的关系上，“义以为上”、“先义后利”。考虑个人利益时应不违背道德原则，不得伤害社会和他人利益。所谓“义然后取”、“不义而富且贵，与我如浮云”（《论语·雍也》）。

3. 什么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道德？

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经典的道德以及表现这些道德的主要形式。具体主要有：

儒家（孔子、《论语》、孟子、《孟子》、《荀子》；仁、义、礼、智、信；《中庸》）
佛家（《心经》、《地藏经》、《佛说阿弥陀经》......）
道家（老子、列子、庄子；道德，无为、逍遥）
墨家（墨子、《墨子》、兼爱）
法家（韩非、李斯、《韩非子》）
名家（邓析、惠施、兰名钧）
阴阳家（邹衍、五行、金木水火土）
纵横家（鬼谷子、苏秦、张仪、《战国策》）
杂家（吕不韦）
农家（《吕氏春秋》）
兵家
医家
社会人道主义（谢周勇）

4. 中国传统道德的介绍

《中国传统道德·德行卷(重排本)》尊礼重德是中华民族的传统，先贤的美德是我们民族意识、道德精神的体现。

5. 中国传统道德文化的经典有哪些

　　传统文化纵览
　　1、简介
　　仁、义、礼、智、信、忠、孝、悌、节、恕、勇、让；琴棋书画、三教九流、三百六十行、四大发明、民间禁忌、精忠报国、竹、民谣、黄土、长江、黄河、红、月亮。十二生肖：鼠、牛、虎、兔、龙、蛇、马、羊、猴、鸡、狗、猪。农家、农民起义、锄头；皇宫官府、宫庭文化、帝王学。
　　2、诸子百家
　　1．儒家（孔子、《论语》、孟子、《孟子》、荀子 ；思想：仁、义、礼、智、信；四书：《中庸》《大学》《孟子》《论语》） 　　2．道家（老子、庄子；思想：道德，无为、逍遥） 　　3．墨家（墨子、《墨子》、思想：兼爱、非攻、举贤、节俭） 　　4．法家（韩非、李斯、《韩非子》思想：君主集权，以法治国） 　　5．名家（邓析、惠施、《公孙龙子》） 　　6．阴阳家（邹衍、五行、金木水火土） 　　7．纵横家（鬼谷子、苏秦、张仪、《战国策》） 　　8．杂家（吕不韦《吕氏春秋》） 　　9．小说家（ 吴承恩《西游记》、罗贯中《三国演义》、蒲松龄《聊斋志异》、曹雪芹《红楼梦》）施耐庵（《水浒传》） 　　10．兵家（孙膑《孙膑兵法》孙武《孙子兵法》思想：强调作战前一定要做好准备） 　　11．医家（扁鹊、淳于意、张仲景、华佗、孙思邈、王冰、张从正、朱震亨、李时珍、张景岳）
　　3、琴棋书画
　　4、传统文学   主要是指诗词曲赋。 　　
　　《诗经》、《汉乐府》、《孙子兵法》、《三十六计》、《先秦诗歌》、《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小说》、 四大名著（《西游记》《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聊斋志异》等。
　　5、传统节日
　　6、中华诗词
　　古诗、律诗、绝句、近体诗、无题诗、自度曲（词）、传统诗词等。
　　7、中国戏剧
　　8、中国建筑
　　还有一些：http://baike.baidu.com/view/40254.htm
　　传统道德观：
　　一、国家思想：
　　吴起与魏王泛舟江河，魏王夸说山河之险，固若金汤。吴起历举夏商各朝代的山河之险和亡国之痛，说：国家强盛在德政，不在山河之险。有德，天下归心，无德，舟内之人皆为寇仇。
　　《盐铁论》：“以道德为城，以仁义为郭”，又曰：“以道德为胄，以仁义为剑”。《左传》晋。“公家之利，知无不为，忠也”。又，季文子相三君，而无私积，死无衣帛之妾，无食粟之马，无藏金玉，无器备，忠于公室。
　　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顾炎武：“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古代先贤懂得思想的对立统一是和谐发展的根本动力。先秦时期，中国形成了“和”与“同”的概念。同是简单的同一，而和则是集合了许多不同的因素而形成的统一。以音乐为例，必须有“清浊、大小、短长、疾徐、哀乐、刚柔、迟速、高下、出入、周疏”等声音，才能组成乐曲。“若琴瑟之专一，谁能听之？”王夫之：“六经责我开生面，七尺从天乞活埋。”

　　二、政治理念：德政
　　《尚书》“惟德动天，无远不届。”
　　《管子》称：“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
　　《论语》“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
　　季梁说：“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国君应当把人民的利益看作是自己的利益，政权才能巩固。当权者“命在养民”。
　　楚国令尹子文说：“夫从政者，以庇民也。民多旷者，而我取富焉，是勤民以自封也，死无日矣。”
　　政权得失关键是“民”，是民心的向背。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自古亦然。政，正也，以君之意诚心正，所以正人之不正也。
　　1．为君者修德以感人，感化天下。德字从心者，以其得之于心也。以身率人，使人感化，躬行其实，以为民先。
　　2．政以德，则无为而天下归之。为政以德，不但不可生事扰民，而且要爱民；而爱民如子，国家理财以养民为本，爱养民力；
　　3.统治者要平易近人，亲民爱民。
　　孟子提倡“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主张仁政论，仁义论，他认为：“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仁政必须与广大民众的利害相连，忧乐相通，乐民之所乐，忧民之所忧。
　　《礼记》提倡“明德，亲民，止至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德政：“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道，即引导，率先；政，谓法制禁令；齐，所以统一思想。引导人民遵守法令，不服从则处以刑罚；刑法使人民不敢犯法，苟免于刑。但人民不见善，就无法从不善转变为善。以德引导人民，以礼节划一，人民就会知耻并不断追求善行。
　　朱熹：主张为政以德。政者，为治之具；刑者，辅治之法。“德礼则所以出治之本，德又礼之本也……然政刑能使民远罪而已。德礼之效，则有以使民日迁善而不自知，故治民者不徒恃其末，又当深探其本也。”“礼以一之，则民耻于不善，而又有以至于善者”。是讲统治者发挥道德教化的作用，用感化和养民为本的方法，使民从不善至于至善。
　　人的吉凶祸福是人自己的事，与天地鬼神没能关系。“吉凶由人”，“祸福无门，惟人所召”。古代无神论者驳斥了祷祝、咒术、和卜筮等迷信思想。齐国政治家晏婴认为齐君生病，是由于“纵欲厌私”和“斩刈民力”的结果，祈祷也是无用的。他说，虽有“善祝”，也抵挡不住人民群众对统治者的诅咒，“民人苦病，夫妇皆诅。祝有益也，诅也有损。……虽有善祝，岂能胜亿兆人之诅？”

　　三、民本思想：
　　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民为邦本。
　　中国历代都相信君权神授，商纣王文武兼才，自比太阳，老百姓说：“时日曷丧，予与汝皆亡！”表现出人民愿与之同归于尽的强烈反抗情绪。西周建国后，总结商朝亡国的经验教训，提出了“敬德”、“保民”的思想，只有“保享于民”，才能“享天之命”。西周统治者认为天命并不是永远不变的，天命以民心为转移，“天惟时求民主”，上帝关心下民，为民求主，“民之所欲，天必从之。”什么是天？天就是民意，“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
　　《管子》中对民有认识，“分而视之则愚，合而视之则圣”。
　　中国古代产生了无神论思想。春秋时代，人们认识到鬼神不能支配人，“神聪明正直而壹者也，依人而行”。
　　“鬼神非人所亲，惟德是依。”
　　“天道远，人道迩也，非所及之。”
　　老子主张无为而治，认为虐待老百姓的“有为而治”是恶政；他警告当政者：“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
　　后汉马衍《车铭》：“乘车必护轮，治国必爱民；车无轮安处，国无民谁与？”

　　四、伦理观念：
　　《管子》中，就有让人民“仓廪实”、“衣食足”，才能发展生产，富强国家，而想让人民遵守道德规范，就要让他们衣食无忧，“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
　　中国传统思想，都注重伦理和道德教化，注重人的道德修养，提出“仁、义、礼、智、信”为核心的道德价值体系。希望把人培养成君子贤人，由个人的修身，达到齐家和治国平天下的目的。以个人道德品质为基础的“德治”。
　　认仁以为先，功利为后，以仁义制万事。
　　德是一种心理的道德或善心；礼是制度品节，礼者，理也，亦言礼之属于天理。克己复礼，就是克服战胜自身的私欲，恢复天理，提高人的道德境界。这个礼或天理，就是伦理道德。对当权贵富人者说，一是要节欲，而不是纵欲，事无巨细，要谨察，“一念之萌，必谨而察之，此为天理耶？为人欲耶？果天理也，则敬而扩之，……果人欲也，则敬以克之”。拨乱反正，正人心，明纪纲。克字，就是杀贼工夫，杀人欲之贼。

　　五、义利之辨
　　义利关系，是伦理道德哲学的价值观念。儒家重义轻利，但对国家的公来讲，要讲功利，造福于民；而对个体而言，不能光讲利，更要讲义。义利之别，就是要分别得天理人欲，公私、邪正。义利之分，是天理人欲、公与私之别。
　　仁义，根于人心之固有，属于天理之公。
　　义，是天理之所宜。义者，宜也，根于人心之固有的理，即仁义之心。追求利，要按天理办事，即按伦理道德的要求去处分。一事当前，是理当如此，就当做，合乎天理仁义的分寸。自天子至于庶人，人人得本其仁义之心而处万事，谨守天理之所宜，而不追求不义之财利。《易》：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春秋左氏传》齐庆氏亡，分其邑与晏子，晏子不受。人问曰：“富者，人所欲也，何为不受？” 晏子对曰：“无功之赏，不义之富，祸之媒也。”东北某彩票站的一位普通下岗妇女，面对五百万大奖，且彩票不记名不挂失，能毅然将彩票归还原主，这就是仁义之心，是义举。较之那些贪渎诈骗者，不乏受高等教育有官位者 ，更能代表中国人的道德心。
　　利者，人情之所欲，是人欲之私。利，生于物质与我的关系之中，属于人欲之私。何心隐：“人为天地之心”，肯定人的欲望的合理性，但提倡寡欲，反对纵欲。有的主张义利并重。人欲有合理性，但如果只讲利，计较利害，就不好；殉人欲，则求利未得而害己随之。孔子要求“克己复礼”，即克制自己的欲望，恢复礼制。譬如有白金遗道上，君子认为他人之物，不可妄取，小人则以为利而据为己有。
　　重义轻利说。朱熹认为，“古圣贤之言治，必以仁义为先，而不以功利为急，……天下成万事本于一心，而仁此心之存……此心既有，乃克有制，而义者此心之制之谓也。”“极言之，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谋其功。”君子之学，不能专在利害上计较，应注重正义、明道。

　　六、尚俭：
　　朱熹：反对穷奢极欲，认为应该奢不违礼，俭不失中。主张以道为乐，处贫泰然，以不足为足，无不足则富贵与贫贱处之一也。
　　俭而有度为德。
　　以道为乐，乐天知命，天理为乐。
　　朱熹：他认为君子在富贵与贫贱之间的选择取舍，要合乎仁这个标准。“君子所以为君子，以其仁也，若贪富贵而厌贫贱，则是自离其仁，而无君子之实矣。”于道不当富贵，则应视富贵如浮云，无动于衷，即使富贵找来也不要；反之，于义当贫贱，则应安贫乐贱，处贫贱而不去。
　　《尚书》“玩人丧德，玩物丧志。不做无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贵民物贱用物，民乃安……所宝惟贤，则迩人安。”
　　《晏子》：“其文好者身必剥，其角美者身见煞，甘泉必竭，直木必伐。”
　　《礼记》：“好田好女者，亡其国。”

　　七、三纲五常
　　三纲五常维护等级秩序的支柱，也是宗法社会的伦理道德原则。将存天理具体体现在家族内的父子、夫妻、兄弟关系，和君臣（个人与国家）关系以及人与人关系上。
　　三纲：纲，网上大绳也。三纲者，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与此相适应的是忠、孝、节等伦理道德规范。
　　甲．父为子纲  是三纲五常的基础。宗法社会中，家庭是社会的基本单位， 父亲是一家之长，是生产和分配的决策者，子女对父亲要绝对服从；父亲有过，子女也只能低声下气和颜悦色地劝说，父母不听劝反而鞭打儿子，可谓劳苦，亦不就疾怨，愈当起敬起孝，毫无怨言地去尽孝道。与父为子纲相适应的道德规范便是孝。孝悌为仁之本，作为父为子纲的核心。这个仁是爱的意思，行爱自孝悌始。亲亲、仁民、爱物三者是仁事，亲亲是第一件事。如以仁作水源，则孝悌是第一池，仁民是第二池，爱物是第三池。
　　古代以孝治国，提倡孝道。朱熹利用国家政权的力量来倡导孝道。他在《示俗》中称：“谨身节用，以养父母，此庶人之孝也。”在《晓谕兄弟争财产事》中，写道：“劝谕士民务修孝悌忠信之行，入事父兄，出事长上，敦厚亲族，和睦乡邻。”认为一个人如果能孝弟，其心和顺、柔恭，必无犯上作乱之事。

　　乙．君为臣纲
　　是三纲之首，从中央到地主，构成了王权的机构。王权是父权的扩大，君主被称为国民之君父，地方官吏被称为父母官。君是宗法社会利益的最高代表，享有最高的权力，具有最高的权威。中国古代宗法社会，是移孝为忠，将对父母的孝，扩大到对君主的忠。与君为臣纲相对应的的道德规范便是忠。
　　所谓忠，其一就是尽自己的心，尽心尽力，克尽一切私欲，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其二，忠是诚实不欺。把忠君的道德行为规范推广，用于待人处事，则是忠恕。“推己及人为恕”，推测自心，己所欲，人亦所欲，己所不欲，人亦所不欲，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忠恕正是仁。

　　丙．夫为妻纲
　　人之大伦，夫妇居一。朱熹主张妇女三从，在家从父，适人从夫，夫死从子。他反对不 嫁娶礼仪办婚事的“引伴为妻”，规定不得“聚集男女，昼夜混杂。”他并认为“饿死事小，失节事大。”
　　丁．四德 五常
　　孟子提出著名的“四端”说，认为人都有不忍人之心，人先验地具有仁义礼智四种道德素质或品德。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无此四端者，就是没有人性，也就算不得是个人。例：路见小孩落井，人皆有怵惕恻隐之心，而出手相救，所以如此，并非与小孩的父母相熟，也不是要在亲朋中邀取好名声，更不是害怕遭受处分。可见人皆有仁爱之心。
　　朱熹在调节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国家关系，提出了仁、义、理、智、信的道德项目，作为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伦理道德准则，以及道德修养的原则和方法。
　　仁——仁者，爱之理，心之德也。
　　首先，仁是爱之理。朱熹认为，人的仁义理智信的五常，根源于五行（木火金水土），是五行之性也。盖木神曰仁，则爱之理也，其发为恻隐。“仁是爱之理，爱是仁之用。”
　　其次，仁是心之德。即得之于心的爱的本源。仁是天地生物之心，天地之生人与万物，便是天地之德显示诸仁，人与万物生生不绝，显示天地之仁；天地把生生之仁心，藏在人与物中。人与物，都是天地之用。爱由心生。去私欲，做到不违仁，就是心之德，即仁的生物之心，符合于德。仁是天地之生气，人之所以为人，其气则天地之气，仁是一种温和之气，其气则天地阳春之气，其理则天地生物之心。譬若谷种，生之性便是仁。生的意思是仁。
　　仁，是天地生物之心，人与物得天地生物之心以为心，仁心，即是生，天地之大德曰生，人受天地之气以生，故此心必仁。言人而不言仁，则人不过是一块血肉罢了。仁是本体，是万理之原，万事之本，仁即是心，即天德之元，表现为爱人爱物的宽容大度。
　　仁包含义、理、智三者，仁为四德（仁、义、理、智）之首，管束得四德；仁也是五常之首。四德存于人的本性之中，虽未表现出来，四德已具有，所以仁统义、礼、智。能仁则后三者（义、礼、智）自在其中矣。
　　仁包含四德五常，所以仁体现为“事亲孝，事兄弟，及物恕”，而且还体现在“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这便是孝悌、忠恕、恭敬、仁义、礼智等政治道德原则和伦理道德规范。
　　盖木神曰仁，则爱之理也，其表现是恻隐；火神曰礼，则敬之礼也，表现为恭敬；金神曰义，则宜之理也，表现为羞恶；水神曰智，则别之理也，表现为明断是非；土神曰信，则实有之理也，表现为忠信。
　　义者，事之宜也；即做事适宜，恰当；按仁的要求去做，就是义。
　　礼者，天理之节文，人事之仪则也；所谓天理之节文，即礼即理也；二是作为人事之仪则，具伦理规范的意义；礼则为谦逊，合乎仁的仪式礼节。
　　智，即明断见识；智则为明辨。能分清什么是仁，什么不是仁，就是智。
　　信，约信也，即守信、诚实的意思，信便是真个有仁义礼智，不是虚假的。好学则智。智者见于未萌，智者不惑，是是非非谓之智。
　　人秉五行之秀而生，故其为心也，未发由具仁义礼智信之性以为之体，已发则有恻隐、羞恶、恭敬、是非、诚实之情以为之用。
　　以自然界的五行，来比附和衍生出五常，则五常成为超社会超时空的永恒存在的东西了。
　　戊．五伦
　　朱熹把社会的人伦关系归纳为五伦，即即君臣、父子、夫妇、长幼、朋友，即五品等级，是人世的大伦，人不能改变，也不能超越，五伦是先天的，生而具有的，不是后天人为的。
　　与五伦对应的，是亲、义、别、序、信。即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五者之理，天之所命，出于人心之本然，非后来所强加的。
　　在五伦之中，君臣、父子两伦最重要，是天之经，地之义，因此在五常中，仁义也最重要，仁莫大于父子，义莫大于君臣，是三纲之要，五常之本，人伦天理之至，无所逃于天地之间。
　　五伦既是天经地义，但因为气禀所偏，人欲所昏，固有的伦理，却被蒙蔽，因此需要教育人们，启迪人们固有的伦理之心，于是先王立学校以教其民，必使天下之人，皆有不失其性，不乱其伦而后已。设官教民，既不使人不失仁义礼智之性，也使人不乱人伦之理。古代听讼之断，必以人伦为重，以人伦为善恶是非和量刑的准绳。
　　对传统的伦理道德精神，以及由这种伦理道德形成的民族心理、民族人格和价值观，我们要继承其超时代、超因果的绝对性合理内核。道德精神是由个人根据自己的人生价值观自觉选择的,作这种选择，需要以牺牲个人利益甚至生命来履行道德义务。从伦理道德中升华出一种巨大的、崇高的和永恒的精神力量，孔子讲“杀身成仁”，孟子讲“舍生取义”、“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推重无私无畏的大丈夫和浩然正气等等，就是我们民族的道德正气。这种道德正气的精神力量对中华民族的生存发展是极端重要的。我们要重视人格能力和人生价值观的培养,高扬中华民族的道德正气，这也是新伦理、新道德发展的前提，是精神文明建设的核心

6. 如何看待中国传统的道德教育

　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在道德教育方面更是积累了五千年的经验，为中国传统社会的安定和谐做出了重大贡献。而中国传统社会的道德教育之所以能够奏效，是因为传统社会的道德教育接受了儒家的观念，切实做到了以下几点：
　　第一，高度重视道德教育，树立了道德教育的明确目标，并把道德教育视为一个由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和宗教教育构成的完整体系
　　早在《礼记·学记》上就有：“建国君民，教学为先”的观点。这就是说，建立一个政权和领导一国的老百姓，教育是至关重要的。而“教也者，长善而救其失者也”（《礼记．学记》），教育的目的是“长善救失”，即使人的过失得以挽救，而使人善良的方面不断增长。可见，道德教育是古代教育的核心内容。道德教育必须从修身，即达到身心和谐开始，进而处理好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乃至国与国之间的伦理关系。因此，只有教育办好了，人心得治了，伦理关系协调了，才能从根本上保证人们真正长久的幸福生活。
　　而中国古代的道德教育之所以能够奏效，是因为它是一个由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宗教教育等构成的完整体系。在这个体系中，特别重视了家庭教育的重要性，强调家庭教育是道德教育的开始，社会教育是家庭教育的扩展，社会教育应当秉持孔子提出的“思无邪”的理念。因此中国古代的文艺作品，都遵循着孔老夫子的这一思想，不论音乐、歌舞、戏剧、诗词等等，无不是以宣扬道德、弘扬正气为主要内容，这样才能使社会的正气上升，邪气下降。在科学迅猛发展的今天，网际网络渗透到人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因此社会教育对人价值观的影响更是起着潜移默化的深远影响。所以我们的文化部门、新闻媒体，网际网络等，更应当承担起弘扬社会正气的责任，为倡导和树立正确的道德观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
　　此外，宗教教育在中国传统道德教育中占有非常重要的作用。特别是佛教，本质上就是一种教育。佛陀教育教导人“诸恶莫做，众善奉行”与儒家重视道德教育的思想本质上是一致的。自公元67年佛教传到中国后，受到中国朝野的欢迎，成为一种高度艺术化的教育。而这种艺术化的教育，体现在佛教的建筑、雕塑、音乐、绘画之中，成为中国传统道德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形成淳朴向善的民风和达到社会的安定和谐起到了重要作用。
　　第二，采取了道德教育的有效方式，强调领导干部的率先垂范作用
　　《说文解字》把“教”解释为“上所施，下所效”。儒家看到道德教育的有效方式是身体力行的感化而不是空洞的说教，是开启人的爱心、羞耻心而不是强制灌输一种理念，因此特别了强调“正人先正己”、“身教胜于言教”，强调了作为国家和社会事务的管理者的领导人的道德示范作用。在这方面，孔子多次强调说：“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论语·颜渊》)意思是说，领导人的德行好比风，老百姓的德行好比草。风向哪边吹，草就向哪边倒。又说：“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的说法。实践证明，“上行则下效”：“上有克让之风，下有不争之俗”，“上清而无欲，则下正而民朴”，“上重义则义克利，上重利则利克义”，“大臣不廉，小臣必污；小臣不廉，风俗必败。”由此可见，作为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的领导者的道德修养对于形成一个社会良好的社会风尚而言是至关重要的。
　　孟子继承了孔子重视领导者以身作则的道德示范作用，他说：“是以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恶于众也。”（《孟子·离娄上》）只有仁人应处于统治地位。不仁的人处于统治地位，就会把他的罪恶传播给广大的群众。追溯历史，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个士大夫阶层实现政治理想的过程中，尤其重视个体品格的高低，重视个体人格的力量，良好的个体道德修养成为为官者首要而基本的条件。包拯清正廉明、不畏强权的为官品格；海瑞为民请命、刚直不阿的风范，都为统治者和平民所敬仰。
　　第三，把道德建设作为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通过各种制度建设保证推行道德教育
　　中国古代对道德教育的重视，并不是空洞的道德说教，而是依靠各种社会制度来加以强化。简单地讲，社会弘扬什么，就要通过制度激励什么；反对什么，就要通过制度约束什么。英国功利主义的代表人物密尔说的好，“当社会不利于人常常运用高尚的情感时，这种情感就会由于缺乏培养而枯死。”从这个意义上说，从法律、监督机制的健全、激励机制的完善上保障和推行道德教育，也是十分必要的。中国古人重视道德教育，但绝不意味着因此忽视了制度的完善和健全。在中国古人那里，道德教育与制度建设这两者之间不是非此即彼、相互对立、相互矛盾的，而是相互促进、相辅相成的。
　　例如，为了落实孔子“举贤才”、“举直措诸枉，能使枉者直”的主张，孟子进一步提出：“尊贤使能，俊杰在位，则天下之士皆悦，而愿立于其朝矣。”（《孟子·公孙丑上》）这一观点也为历朝历代的开明统治者所接受，因而注重从官吏的选拔、考核、监察、奖励、培训和管理制度上落实“进贤受上赏，蔽贤蒙显戮”(《汉书》卷6，第167页，中华书局出版社1962年版)的主张，这对于维护传统社会的和谐稳定起到了重要作用。
　　第四，着重培养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的能力
　　世界所有冲突、不和谐的出现，根源在于利己与利他之间的冲突。因此，要化解冲突，每个人都要首先反省自己的不足，而不是去指责对方。孟子对这一点的阐述尤为详尽。他说：“爱人不亲，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礼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其身正而天下归之。”
　　在《中庸》上也说，“射有似乎君子，失之正鹄，反求诸其身。”意思是说，我们做事如果没有成功，就应当马上反过头来从自己身上发现不足。这正如一个射箭的人，如果他射箭偏离了靶心，他不是去寻找客观的原因，而是回过头来反省自己的技艺不精湛。孔孟所称道的尧舜禹汤等古代的圣人，都是这样“行有不得，反求诸己”的楷模。商朝的汤王，在自己洗脸的盆子上面刻了一段话，“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大学》：“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时时督促自己要不断进步。汤王遇着大旱祷雨时又提到：“朕躬有罪，无以万方；万方有罪，罪在朕躬”（《论语·尧曰》）。意思是说，只要我自身有罪，不要因为我的过失殃及到天下百姓的身上。天下的老百姓有罪，都是我自己没做好，都该由我自身负责。
　　在中国古人看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社会风气的好坏，与社会中的每个人息息相关，而社会上的每个人都对社会风气的好转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因此，不仅是每一个领导者，而且每一个普通的人，都应当有这样“行有不得，反求诸己”的态度。陈寅恪说过：士大夫无耻，是为国耻。而作为读书人，作为知识分子，更应当具有这样的反省能力。应当说，从自己做起树立正确的荣辱观和道德观，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应当也必须承担的道义责任。
　　古人说：各相责，天翻地覆；各自责，天清地宁。如今小至家庭夫妇之间的冲突，大至种族、国家之间的冲突，从很多的程度上都是由于彼此之间只知道责怪对方，而不能够反躬自省而导致的。只有人人都能做到“行有不得，反求诸己”，才能最终化解冲突和矛盾，维护社会的和谐和世界的和平。
 
 
 
 
孝亲观念的现代意义
内容摘要：“孝”是传统儒家文化的核心内容，千百年来一直作为伦理道德之本、行为规范之首而倍受推崇。现代家庭和生活方式的转变和追求个人自由、权利意识的蔓延，使得孝亲观念越来越为人们所忽视。从而也出现了很多人伦关系失调、家庭关系紊乱等社会问题。解决这些问题的途径是多方面的，重新认识和提倡儒家伦理中重视孝道的思想，对于从根本上解决这些社会问题具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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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词：家庭美德 孝敬 尊老 儒家伦理  
对于现代家庭关系问题的讨论，笔墨日益集中于夫妻双方关系的处理和协调，这是否意味着现代家庭中子女越来越少地关注对父母的赡养与孝敬问题？易言之，传统社会中浓厚的孝亲观念在现代家庭中还处于何种地位、起着多大的作用呢？带着这个疑问，笔者对当代家庭中子女对父母的“孝敬”问题进行了访谈调查。
调查是在烟台开发区的一个居民小区中进行的。由于地处开发区，集中了许多年轻的和中年的夫妇，与地处开发区的特点有关，这里聚集的年轻人都具有较高的学历和较好的文化素质。我们的访谈对象集中于那些与儿女生活在一起的老年人，了解他们对儿女的孝亲观念的看法。这些回答似乎反映了某一年龄段（25--35岁）、某一文化层次（大专以上学历）的城市青年（或中年）人对孝亲问题的态度。

在谈及儿女对父母是否“孝敬”的问题时，这些老人的回答大都是肯定的。然而，这些肯定的回答在我们听来，都带有一种“知足常乐”的无奈。在他们看来，能和子女生活在一起，受到儿女的照顾，就很满足了。而这种满足似乎来自于与那些歧视打骂父母、吃父母的、要父母的、拿父母的儿女的对比。从他们的谈话中还得知，对于洗衣、做饭、照看孩子等家务，他们也都心甘情愿地承担了，目的是为了在自己能干活的时候，不要成为子女的包袱。至于象子女不高兴了，说话时不在乎父母的感受、甚至带有训斥的口吻等情况，他们也以“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心态接受了。他们的精神生活，更多的是来自于与孙子、外孙的感情交流，而来自于儿女的却很少。儿女也没有很好地意识到应该关心父母的精神生活，而把孝仅仅理解为赡养父母。这与中国传统社会对“孝”的理解相距甚远。
“孝”是传统儒家文化的核心内容，千百年来一直作为伦理道德之本、行为规范之首而倍受推崇。如孔子的“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第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孟子的“仁之实，事亲也者”（《孟子·离娄上》）、《孝经》上的“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都把孝视为仁、义的根本，“人伦之公理”。后世的思想家和历代统治者也把它当作维护社会伦理关系和政治统治的重要手段，并从不同的角度、比较全面地阐述了“孝”的含义、内容以及各种具体要求。 

I．
孝道为什么这样为古人所重视呢？
在儒家思想家看来，孝敬是性德，即本性中所具有的品德。儒家讲人性本善。人性的本善体现在人生而具有的恻隐之心、是非之心、辞让之心、羞恶之心的基础上。而建立在父子亲情这种自然的伦理关系之上的孝敬，最容易体现出人生而具有的恻隐之心等。因此，讲孝最容易开发本性，使本具的性德昭显。儒家仁的思想正是建立在孝这个根本的基础上的。因此，这个字绝对不能疏忽。理解了这个字，也就理解了儒家思想的精髓。从孝这个字的构成来看，孝是一个会意字，上面是个老字，下面是个子字。孝这个字的含义就是说，上一代与下一代是一体、不是两个。如果有两个这个观念，那就不是孝了。上一代还有上一代，过去无始；下一代还有下一代，未来无终，无始无终是一体。在外国，中国人还保持着祭祀祖先的传统，外国人不理解，问：几百年、几千年前的祖先，认都不认得，还祭祀他们干什么？但是他们不懂得“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的道理。中国人祭祀祖先，这个情存的深厚！远祖不忘，对眼前的父母哪有不孝敬的道理呢？儒家从纵的方面讲孝的教育，从横的方面，则讲兄弟之间的悌，又把它推广到“四海之内皆兄弟”。可见，孝悌教育做好了，整个社会的人伦关系就自然会井然有序了。
推行孝道责任重大的是老师。因此，孝亲和尊师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儒家特别强调尊师重道的重要，强调老师的恩德与父母的恩德是一样的。这在古礼中表现的特别明显。在《礼记》中记载，男子20岁行冠礼。从此以后，他的祖父母、兄弟姐妹等亲戚都不再叫他的名了，而改称他的字，甚至连皇帝也是如此，都称他的字表示对他的尊敬。只有父母一生都可以称他的名，还有就是老师也可以称他的名。可见，老师与父母的恩德是相等的。父母去世，要守丧三年；而老师去世，也要守（不穿孝服的）心丧三年。皇帝接见老师，也要降阶，不能以君臣之礼接见，而必须以宾主之礼接见，即皇帝站在东面，老师站在西面。可见，儒家对师道尊严是何等的重视，把孝道和师道看成是教育的大根大本。

儒家讲的孝的内容十分丰富，不仅要养父母之身，而且要养父母之心、父母之志，不能让他们常常担心。如果自己常常让父母担忧，那就对不起父母，就是不孝了。例如，到学校读书，功课不好，让母亲担忧，就是不孝；不敬老师，和同学不能相处，让父母担忧，就是不孝；蹋进社会，工作不认真负责、不尽心尽力，让父母担忧，是不孝；对长官不尽忠，是不孝，与同僚不能合作，让父母担忧，也是不孝。因此，《论语》上讲：孝就是能够做到“父母惟其疾是忧”，即父母仅为其疾病担忧，而完全不必为任何其它事情担忧。可见，一个常常怀有孝心的人，就几乎是一个完人了。因此，古代有“求忠臣于孝子之门”的说法，是不无道理的。  
II．
古代关于孝的有些论述和要求不仅在当时具有进步作用，而且对于我们今天家庭生活的和谐也仍有可供借鉴的内容。从现代社会与现代文明观念出发，儒家所讲的“孝”，其合理内容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赡养父母。早在《尚书·酒诰》中就提出了“嗣尔股肱，纯其艺黍稷，奔走事厥考厥长。肇牵车牛远服贾，用孝养厥父母”。意思是说，臣民之所以努力种植各种谷物，是为了事奉他们的父兄。农功既毕，牵着牛车将谷物运到远处去贸易，也是为了奉养他们的父母。这里就提出了赡养父母的道德问题。《诗经》上也有很多篇章，一再强调子女应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如《诗经·小雅》云：“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长我育我，出我腹我”。意思是说：爹生我，娘养我。抚摸我，爱护我，养大长大教育我，照顾我啊挂念我，出门进门抱着我。因此，子女赡养父母，也是为了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作为儒家经典的《孝经》，更是把赡养父母作为庶人的主要孝道，指出：“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谨身节用，以养父母，此庶人之孝也”。可见，传统儒家伦理对于赡养父母是十分重视的。有时候，甚至超出了道德范围而以法律形式加以保证，规定不孝在法律上要受到处罚。《孝经·五行章》有：“五行之属三千，罪莫大于不孝”的说法，规定对不孝者要“斩首枭之”。北齐律首创“重罪十条”，而其中不孝罪为“十恶不赦”的罪名之一。唐律规定，骂祖父母与父母的要处以绞刑，殴者处以斩刑，从而对不孝的种种罪行作出了更具体的处罚。

第二，尊敬父母。一般人认为赡养父母就是尽了孝道，针对这种看法，孔子说：“今之孝者，是为能养犬马。皆有养，不敬，何以别乎？”（《论语·为政》）。就是说，仅仅把“养”作为“孝”的标准，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对于养犬马而言，也是“养”，不敬重父母，就与养犬马无法区别了。《礼记·祭义》上也讲，“孝子之有深爱者，必有和气，有和气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事奉父母，重要的是子女从内心发出对父母的真诚的尊敬之情，保证父母在精神上得到欣慰，使他们心情愉悦。所以孔子说：“色难。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曾是以为孝乎？”（《论语·为政》）。意思是说，事奉父母时保持和颜悦色是最难的。有事情子女去做，有酒食让父兄先吃，这样做就能称得上是孝了吗？对父母和颜悦色，尤其要表现在当父母犯错误的时候，不能发火：“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无怨”（《论语·里仁》）。意思是说，侍奉父母，如果他们有不对的地方，要轻微委婉的劝说，操劳而没有怨言。可见，儒家的孝道把尊敬父母视为孝行的高层次要求。养与敬相比，敬是更根本的。因此曾子说：“孝有三：大孝尊亲，其次弗辱，其下能养”（《礼记·祭义》），孟子也说：“孝子之至，莫大乎尊亲”（《孟子·万章上》）。

第三，“尊老”。儒家把孝不限于父子关系，还扩大到家族亲戚之间，如《礼记·坊记》提出，“睦于父母之党，可谓孝矣”，主张“入则孝，出则悌”，即在家孝敬父母，出外尊敬长者，把家庭敬老观念推广到社会。自汉代以来，儒家的尊老、爱老、养老的伦理观念牢固地扎根于家庭、风行于社会。“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成为人们奉行的行为规范，要求人们不仅要孝敬自己的父母，而且也要用同样的感情去敬爱别人的父母。
在儒家看来，至少要做到以上几点，才能称得上是“孝”，以这种标准来衡量今天的“孝”子，恐怕有很多人就很难名副其实了。一些在古人看来是孝敬父母的起码要求和必备礼节，在现代许多年轻人眼中无异于“天方夜谭”。实地访谈的结果表明，要使儿女总是对父母保持和颜悦色的“愉色婉容”，已经很难做到了。至于子女偶尔不高兴向父母发点脾气，在一些家庭中已成为“家常便饭”。而这些老人却只是默默忍受了，总觉得比起那些“不肖”子孙而言，自己的儿女已经做得不错了。
受过高等教育的城市子女的孝亲观念尚且如此，一般社会大众、特别是农村子女对待老人的态度就可想而知了。对这一点虽然没有做过专门的调查，但翻开反映老农生活的报刊杂志，亲生儿女（儿媳）打爹骂娘、遗弃侮辱父母、视父母为包袱或保姆等事例随处可见，许多老人凄凉悲苦的生活活生生地展现在眼前，令人目不忍睹。这与中国儒家伦理历来倡导的养亲、尊亲、敬老的传统美德形成了强烈的反差。  

III．
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曾经影响中国人上千年的孝亲观念的衰退呢？
其一，对传统孝道的猛烈批判，忽视了传统孝亲观念中的合理成分。中国自五·四新文化运动、尤其是社会主义社会建立以后的十年文革期间，孝道连同一切封建道德受到了猛烈的批判，人们从不同角度、各个方面揭露了封建孝道的弊端与危害。不可否认，传统孝亲观念是在重视阅历和经验的农耕社会中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在漫长的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中受到宗法等级制度的深刻影响，“孝”的内容不可避免地带有浓厚的宗法等级色彩，有许多愚忠愚孝的内容和阻碍现代社会发展的因素。如“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论语·学而》）、“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论语·里仁》）、“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论语·子路》）等等。但是，应当明确的是，这些消极的因素并不能代表儒家孝道思想的主流。同时，对儒家经典中的这些论述，也不能作断章取义的曲解。由于一些人对传统孝道良莠不分的批判，造成人们思想上的混乱，在当代社会产生了不良社会后果。
其二，西方极端个人主义思想的影响，淡化了子女养亲敬亲的义务感。随着社会生活的变化，尤其是西方腐朽价值观的侵蚀，一些人的个人主义、功利主义等思想意识急剧膨胀，自我表现中心，自私自利。例如有些人受到功利主义的影响，认为，老人只有消费，没有生产，是一种累赘、一种负担，敬老观念日渐淡薄，甚至骨肉至亲，也不喜欢家中有随时需要照顾的老人同住。只有极少数需要老妈妈帮忙看家、煮饭、洗衣服、带孩子的，才愿意与老人同住。再就是父母本身有钱，不构成子女的负担，儿女才乐意与他们同住，亲自奉养。这些人心中只有自我，或放大了的自我，即妻子与儿女，没有父母，不尽人子之责，不赡养扶助父母，甚至歧视、虐待父母。这不但破坏了家庭的友爱和睦，给父母在经济上造成极大困难，在精神上造成极大痛苦，而且败坏了整个社会的道德风气和敬老传统。就这样，人们在不知不觉中把儒家的“必养且敬”的孝子标准简化为“必养”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社会上出现了大量打爹骂娘、不顾父母之养等“大逆不道”的现象时，那些尚能赡养父母的人就成为“孝子”。这也就不难理解那些能够受到子女赡养照顾的老人们那种“知足常乐”的心情了。

当然，以上这些现象的产生，也是与我们社会生活的变动和教育的脱节是分不开的。在这种社会条件下，大力弘扬传统孝德尤为重要。弘扬传统孝德，必须首先解决思想认识问题。这是因为，现在中国正处于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时期，一些持激进观点的人对曾经扮演过封建道德的孝亲观念能否在现代家庭伦理关系的协调上起到积极作用持有怀疑甚至否定态度。 
IV．
那么，在当代中国弘扬传统孝亲美德的根据和价值在哪里呢？
从道德的发展来看，社会主义道德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对过去人类一切优秀道德的继承与发展。社会主义道德必须根植于民族的传统道德。社会主义道德并不是简单的肯定或否定，而是弃糟取精。尽管传统道德中含有其时代的阶级的局限性的内容，但又有其不可忽视的超越时代的可继承的内容。例如，传统孝道中的养亲、尊亲美德，一方面有利于维系人类的种族繁衍，符合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需要，有其客观物质的基础；另一方面又有利于和睦亲情，维系人类家庭，是血缘亲情的自然表现，具有主观心理的根据。又如传统孝道中的敬亲、尊老美德，强调“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把孝悌作为仁之本，“爱人”首先从爱父母做起，然后爱其族人、爱其长上、爱其民族、爱其国家。这种推己及人的自然亲情，符合人的认识与情感发展的规律，易于为人们所接受。试想一个连自己的父母都不敬爱的人，怎么可能让他真心实意地去爱他人、爱民族、爱国家呢？可见，弘扬敬亲、尊老美德，有助于维持社会秩序，形成良好的社会道德风尚。因此，孔子有“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作乱者鲜矣”（《论语·学而》）的说法，《孝经》上也有“长幼顺故上下治”的说法。可见，孝亲观念的教育是维持良好的社会伦理秩序的根本。而当代西方国家在物质文明高度发达、法治相对健全的情况下，仍然出现了犯罪率激增、少年犯年龄下降等现象，无疑与夫妻关系失调、家庭崩溃、父子失教的状况有关。

可见，传统孝亲美德在当代社会仍具有重要的积极作用，在“孝”的观念和行为中有值得我们去挖掘的诸多合理成分。我们不能因为它存在某种缺点就对它完全否定。对于这一点，孙中山先生在1924年谈到：“一般醉心于新文化的人，便排斥旧道德，以为有了新文化，便可以不要旧道德，不知道我们固有的东西，如果是好的，当然是要保存，不好的才可以放弃”，“谈到孝字，我们中国尤为特长，尤其比各国进步的多”，“所以孝字更是不能不要的”（《民族主义》第六讲）。新加坡、韩国、日本等受儒家文化深刻熏陶的东方国家，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充分发挥了儒家孝道的积极方面，才在发展物质文明的同时，在精神文明建设方面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面对当前中国社会大量出现的不养老、不敬老现象以及新加坡、韩国、日本等东方国家在精神文明建设中取得的成就，孙中山先生的话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深思。
总之，基于他国的经验和中国的现状，对儒家传统孝亲观念进行全面的剖析和鉴别，吸取其中有价值的合理思想，在家庭中强调“孝”的美德，在全社会提倡养亲、尊亲、敬老的社会风气，对于改善老年人的生活处境、稳定社会秩序和人伦关系、提高全民族的道德素质等都将具有重要意义。

7. 中国传统文化对“道德”中的“道”的解释是 （ ）

我感觉应该是B吧
“道”是道理，事物的规律。“德”的本意为顺应自然。
道德：事物的规律是顺应自然
并且老子的道家学派中“道”应该是与自然有关的东西-------
但是似乎到现在意思有所变化

8. 什么是中华民族的道德传统

中华民族的优良道德传统，一般来说，是指以古代儒家伦理道德为主要内容并包括墨家、道家、法家等传统道德思想的精华。在2000多年的历史过程中，儒、墨、道、法各家伦理思想及佛学中的心性之说，相互影响，相互吸收，形成了中华民族特有的伦理传统。

（一）整体至上，“克己奉公”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在中国传统伦理结构中，为国利民，“兴天下人民之大利”（《墨子·经上》）乃是道德的最高表现，是最大的“义”。坚持这个原则，以此来规范人们的行为，一切服从这一准则，乃是“仁人志士”的体现。从多的思想家、政治家和文学家们一直倡导这种人生的境界。孔子曰：“有杀身以成仁，无求生以害仁”（《论语·雍也》），孟子曰：“生，我所欲也；义，我所欲也。两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也”（《孟子·滕文公上》）。范仲淹主张“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岳阳楼记》）；杜甫咏叹“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茅屋的秋风所破歌》）；林则徐铭志“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这些观点、主张，都坚持从国家利益和整体利益至上的原则出发在个人对他人、对社会、对群体的关系上，“义以为上”、“先义后利”。考虑个人利益时应不违背道德原则，不得伤害社会和他人利益。所谓“义然后取”、“不义而富且贵，与我如浮云”（《论语·雍也》）。

（二）仁爱兼利的人际和谐原则

在中国传统伦理中，特别重视和强调对人的尊重和关心，提倡人和人之间的相互关心，爱护和帮助，力图构建和谐亲善的温和气氛。孔子以“仁”作为自己伦理道德的核心内容，他将“仁”同“爱人”相联系，把“爱人”作为“仁”的根本要求。倡导“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仁”，“博施济众者，可谓仁矣”（《论语·述而》）。主张人与人相和，就从自己的欲望、情感、意志和利益的切身感受上，设身处地地为别人考虑，增强理解，彼此相互体贴，照顾，给对方以便利，特别是对有困难者以帮助和救济。墨子从人与人的朴素尊重的功利原则，提出了“兼相爱，交相利”的伦理原则。他认为，人与人的矛盾、纠纷，都是由于“亏人而自利”的利己思想引起的，即“不相爱”，困此人应当“爱人若爱其身”，而爱人和被人爱是相互联系的。“爱人者，人必从而爱之，利人者，人必从而利之”（《墨子·兼爱中》）。这种人际相爱不仅表现在心理上的同情与关心，更表现在实际生活中的互利互惠，使人得到实际利益。“兼和爱”而“交相利”，默家冲破了儒家“爱有等差”的等级观念，而倡行兼爱到利的普遍性。力争使之“广施周遍”、“广达四海”。

（三）“自强不息”的刚健精神与“厚德载物”的宽阔胸襟。

中华传统文化数千年的流变，化育而成中国人的人格精神，表现为相互联系而又相对而生的两方面：一曰“自强不息”，二曰“厚德载物”。在《易经·易大传》中，最早提出“刚健”学说，“刚健而不陷，其义不困穷矣”、“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易经·象传》）“刚健”表现为人生的主动性，能动性和刚强不屈的性格，奋发图强的斗争精神，“刚健自强”的思想，历来被历代思想家所崇尚，成为人们激励斗志、克服困难的精神支柱。而“厚德载物”则是中华传统伦理所孕育的人文情怀，也是实现刚健自强的现实途径。《易经·象传》中指出，“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主张君子应象大地那样以博大的胸怀、孕育、承载与容纳万物，从而使自己成为博大精深的圣人。这一优秀的品质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以喜悦的情怀容纳别人，善待别人，善待人生，凡事多从好处看，在生活中发现美，发现对人类，对自己有益的东西，与人相处，多发现共同点，求同存异，共同发展。其二就是以谦逊的态度，发现自己的不足，学习别人长处，取长补短，而克服自己的缺陷与不足，这种廉和态度促使人不断充实自己，从而使自己日益壮大起来。

（四）修身自律，躬行实践的道德修养原则

注重加强个人道德品质的修养，是中华传统道德中独具特色的伦理文化，在这个方面可资借鉴继承的精神遗产也最为丰富。

在中国古代各思想流派中都有关于道德修养的论述，而儒家一派在这方面的思想资料最为系统，儒家学派为人们构画着“三纲八目”的修养系统，“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的“三纲”，明确了个人道德品质修养的根本目的，“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各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礼记·大学》）这里的“修身八目”详细地规划了个人道德品质修养的八个阶段，而且他们认为，道德修养是社会上所有的人们共同的立身之本，“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

儒家学派既概括了道德修养的完整体系，肯定道德修养的极端重要性。同时还为指导人们的道德修养，提出了许多具体可行的道德修养方法，诸如“立志”、“学习”、“克己”、“内省”、“实践”、“慎独”等。他们特别注重“立场”的修养意义，认为“立志”是做人的开端，是成才的根基。“三等可以夺帅焉，匹夫不可以夺志”（《论语·子罕》），而“立志”的核心是“志道”，即志向要远大，崇高“朝闻道，夕死可矣”、“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员与议也”（《论语里仁》）。“克己”是说为达到一个崇高的道德境界，必须克制自己的私欲与主观偏见，使自己的心理情感与行为方式符合道德的要求。“学习”是道德修养的基本手段，在古代儒家经典里，“学习”主要是对道德理论，道德规范的学习与了解。《论语》的开篇词，便是孔子对道德学习的感怀，“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孔子将道德学习概括为“学”、“问”、“思”、“辨”、“行”五个阶段，即“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礼记·中庸》）。不仅要学习经典，还要向道德先进典型学习，“三人行，必有我师”，“见贤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也”（《论语·学而》）。“内省”就是不断地反思自己，察觉自己的错误与过失，即时发现即时改正。曾参说过：“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同上）。明代的学者王阳明，总结出“省察克治”的修善方法，是对曾参“内省”的丰富和发展。他主张每个人应经常在闲暇之时，把自己的好利好货等私欲认真的清查出来，按照圣贤的道德理论,严加批判，将之消灭干净。“如去盗贼，不要予他出路，不要予他方便，务必使其扫除净尽”；“又如猫之捕鼠，一眼盯着，斩钉截铁，务必将其消灭净尽，廓然大公，方始为快”（《传习录·下》）。“慎独”是一种重要的道德修养方法，也是道德修养所要达到的一种高尚境界，《礼记·中庸》中指出：“君子戒慎乎其所不堵，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意思是说，一个高尚的人，即使在个人独处，无人监督时，也应坚守自己的道德信念，对自己的言行，小心谨慎，不做任何不道德的事。因为在无人所知，无人关注的地方，更能体现出一个人的品德的高低，故而必须自觉主动地保持自己的道德信念。“慎独”的方法和境界，是一个人言行一致，表里如一的反映，是一种优秀的道德品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