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仁堂"一年六上黑榜",同仁堂公司是怎么回应的?

2024-05-03 20:50

1. 同仁堂"一年六上黑榜",同仁堂公司是怎么回应的?

同仁堂外发布澄清公告称
遵循“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古训的同仁堂再次遭遇质量信任危机。近日,有媒体报道称北京同仁堂一年六次登上质检黑榜,涉及生产的相关产品抽验结果不合格、销售劣药等。

对此,上市公司同仁堂2月18日对外发布澄清公告称,媒体所关注的“炙甘草”、“(烫)骨碎补”、“熟地黄”等为同仁堂(亳州)饮片公司生产和销售,非本公司产品;本公司未生产该类饮片产品。
再陷质量危机
据了解,北京同仁堂(亳州)饮片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同仁堂(亳州)饮片公司)生产的炙甘草在天津市抽验结果为含量测定项目不符合《中国药典》2015年版一部相关规定,其生产的(烫)骨碎补在贵州省抽验结果为不合格,其生产的熟地黄在湖北省抽验结果为含量测定不合格,其生产的翻白草在山东省抽验结果为性状不合格;北京同仁堂制药有限公司的药品加味左金丸因装量差异抽验不合格,同仁堂淄博药店因销售劣药被罚。

2月18日,同仁堂在发布的澄清公告中介绍,同仁堂(亳州)饮片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中国北京同仁堂(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同仁堂集团公司)下属北京同仁堂药材参茸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控股的中药饮片生产企业。媒体所关注的“炙甘草”、“(烫)骨碎补”、“熟地黄”、“翻白草”为同仁堂(亳州)饮片公司生产和销售,非本公司产品;本公司未生产该类饮片产品。
不过,一位接近同仁堂(亳州)饮片的公司人士向记者表示,上述说法也有偏差,翻白草并非公司生产,而是假冒公司产品。
此外,上市公司同仁堂还介绍,北京同仁堂制药有限公司为同仁堂集团公司下属的中外合资企业,其生产的品种与本公司不存在重叠的情况,媒体所关注的“加味左金丸”为该公司生产,非本公司产品。
对于同仁堂淄博药店出售劣药事件,同仁堂表示,该药店采购同仁堂系外企业生产的红参,渠道合法合规,厂家证照齐全并提供了红参产品质量合格的检验报告,后在抽验中发现该产品人参皂甙含量不达标,同仁堂淄博药店已及时终止与该厂家所有经营业务。
中药产品质量引关注
在老字号同仁堂产品质量引起社会关注的同时,包括云南白药在内的中药生产企业也屡次面临质量危机。

“中药饮片是中药产业链重要一环,但近年来,中药饮片屡次被曝出存在质量问题。知名企业出现质量危机反映的是整个中药行业面临的问题。” 北京鼎臣医药管理咨询中心负责人史立臣向《证券日报》记者表示,国家近年来加大了对中药行业的飞行检查力度。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2月9日发布《关于54批次中药饮片不合格的通告》,涉及板蓝根等多种常见药,不合格项目包括性状、含量测定、二氧化硫残留量等。国家食药监总局表示,对上述不合格中药饮片,相关省(区、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已采取查封扣押等控制措施,要求企业暂停销售使用、召回产品,并进行整改。对确实生产不合格饮片的生产企业从重处罚。
在史立臣看来,中药产业的发展引起了国家的重视,产品质量这一关必须严守。但仅靠监管部门的飞行检查,中药产品质量难以得到保障。史立臣认为:“应该对整个中药产业链制定一套标准,按照标准进行生产、采购、流通、仓储、销售;在大型中药企业、生产基地设立检查机构;此外,还得强化对违规生产企业的处罚力度”。

同仁堂"一年六上黑榜",同仁堂公司是怎么回应的?

2. 仅隔10天,同仁堂两高管被查,他们被查的原因是什么?

他们被查原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
据北京市纪委监委3月4日消息,北京同仁堂股份有限公司原总经理刘向光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就在10天前,北京同仁堂(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高振坤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刘向光
资料显示,刘向光是天津人,今年57岁。自1982年11月参加工作以来,一直在同仁堂任职。
在同仁堂系统中,他从中药提炼厂生产科计划员做起,担任过副科长、副处长、副厂长等职位,于2015开始担任同仁堂股份总经理。
2018年年底,同仁堂委托的蜂蜜生产企业因大量使用过期蜂蜜遭曝光。14名相关责任人后来被处理,其中就包括刘向光。他在2019年2月被撤销党内职务,免职,降为普通职工。
他的老搭档高振坤于2月22日接受审查调查。比刘向光大一岁的河北人高振坤,于2005年8月进入同仁堂股份,任总会计师。后升任同仁堂股份总经理、同仁堂集团总经理等职。

据北京日报报道,过期蜂蜜问题发生时,高振坤任同仁堂股份董事长,刘向光为总经理,两人是搭档关系。
外界不禁发出疑问,300多年的中药老字号同仁堂究竟出了什么问题?
同仁堂资料显示,同仁堂源于一位浙江籍铃医(以走街串巷,行医卖药为生)乐显扬。

清朝初期,乐显扬在皇宫太医院出任出纳文书的吏目,收集大量的宫廷秘方、古方、民间验方及祖传秘方。1669年,乐显扬创办了同仁堂药室。
1706年,其后人乐凤鸣在总结前人制药经验,完成了《乐氏世代祖传丸散膏丹下料配方》一书,该书序言明确提出‘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的训条,成为历代同仁堂人的制药原则。
1723年(清雍正元年),由皇帝钦定同仁堂供奉清宫御药房用药,独办官药。
1907年,同仁堂乐氏第十二代子孙乐达聪在济南魏家庄创建宏济堂,与北京“同仁堂”、杭州“胡庆余堂”并誉为中国“三大名药店”。
1997年6月,同仁堂集团公司六家绩优企业组建成立同仁堂股份。同年7月,同仁堂股份在上证所上市。
2000年5月, 集团成立了北京同仁堂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同年10月在香港创业板上市,实现了国内首家A股分拆成功上市。
2006年同仁堂中医药文化进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数据显示,同仁堂在1997年登录A股后,除2008年大跌57%外,2016年之前几乎都在上涨,其巅峰时期为2015年12月,当时公司股价最高超过42元,市值一度达到612亿元。
2016年一季度,公司股价大跌32%,此后一直在25元至30元之间震荡。
截至3月5日午间收盘,A股同仁堂报26.36%,微涨1.07%,总市值362亿元,较5年前蒸发250亿元。

3. 同仁堂的相关事件

2013年6月,同仁堂又陷入“农药残留”的漩涡。同仁堂高管此前表示,公司产品质量可靠,感觉医药股正在被做空。日前,国际环保组织绿色和平发布调查报告称,包括同仁堂、云南白药、胡庆余堂等全国九大中药品牌被抽检的产品中超过七成含有多种农药残留,与欧盟的农药最大残留标准相比,同仁堂三七花中检出的甲基硫菌灵超标500倍。中药农药残留被指超欧盟标准,同仁堂尚未做出澄清公告绿色和平近日发布《中药材农药污染调查报告》称,其购自同仁堂、云南白药、天士力、九芝堂等九家品牌药店的多种常用中药材,超过七成被检测出含有多种农药残留。据介绍,绿色和平于2012年7月至2013年4月,在全国9座城市(含香港)的九家连锁中药房,包括同仁堂、云南白药、胡庆余堂、特安呐、九芝堂、天士力、采芝林、宏济堂、张仲景,购买了65种中药产品,送交具有资质的独立第三方实验室进行了农药残留检测。检测结果显示,共计65个样本中,有48个发现农药残留,占样本比率为74%,其中26个样本检出6种已禁用农药的残留,其中包括甲拌磷、克百威、涕灭威等高剧毒农药。32个样品都含有三种或以上农药残留,其中同仁堂(北京)的三七花中检测出高达39种不同的农药残留,张仲景药房的贡菊、特安呐的三七花、同仁堂(香港)的三七粉中均发现了超过30种农药残留。《报告》指出,参照欧盟农药最大残留标准发现,部分样品农药残留超标数十甚至数百倍。例如,同仁堂(北京)的三七花中检出甲基硫菌灵残留量为51.6毫克/千克,超标500倍;云南白药的金银花甲基硫菌灵残留量达到11.3毫克/千克,超标100余倍。 年初以来屡陷“质量门”,高管抛“医药股做空论”其实,这并非同仁堂产品第一次被曝负面,2013年年初以来,同仁堂就多次遭遇“质量门”,可谓负面缠身。2013年1月份,北京同仁堂总统牌破壁蜂花粉片被曝光非法添加药物成分甘露醇,以使食品达到药品的功效,但不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2013年4月,北京同仁堂(亳州)饮片有限责任公司生产的地黄在天津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2012年下半年基本药物品种药品抽检结果中,被检出总灰分、酸不溶性灰分项目不合格。2013年5月7日,香港食物环境卫生署公布,同仁堂的一批注册编号为HKP-08760、批次编号为1033946的健体五补丸中成药,其水银含量超标约5倍,要求其回收。不到半月,又有媒体爆出同仁堂生产的牛黄千金散,因为朱砂成分含量为17.3%而超过了国家标准,此外,同仁堂的另一款药品小儿至宝丸的朱砂成分含量为0.72%也远超香港标准。随着“汞超标”话题持续升温,同仁堂终于耐不住,2013年5月22日公司在其官方网站发布声明力证清白,称同仁堂生产的含朱砂中成药,均为药典处方等国家药品标准。公司还表示,同仁堂含朱砂的中成药,严格按照国家药品标准加工、生产和销售,患者遵医嘱按照药品使用说明书服用是安全有效的。会上,同仁堂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梅群也表示,从广药集团到云南白药再到同仁堂,都曾陷入“质量门”,个人感觉存在做空中国上市公司、尤其是医药股的可能。

同仁堂的相关事件

4. 同仁堂集团总经理涉嫌违纪违法被查,曾因过期蜂蜜事件被问责

高振坤此前被外界熟知的事件,主要系同仁堂2018年的“过期蜂蜜门”被问责。2018年,同仁堂旗下子公司北京同仁堂蜂业被发现将大量过期、临期的蜂蜜回收,回收后的蜂蜜被倒入大桶,送入原料库,此外还存在更改生产日期的问题。事件被报道后引起 社会 强烈反应。
      
 北京纪委监委网站披露高振坤的任职履历显示,2005年8月高振坤就担任上市公司同仁堂总会计师,并于2006年任职同仁堂总经理。2014年至今,高振坤一直担任同仁堂集团总经理,但从2019年12月起,其已不再担任同仁堂集团党委副书记及董事职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