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金融风暴的爆发原因

1. 亚洲金融风暴的爆发原因

亚洲国家的经济形态导致；美国经济利益和政策的影响；乔治·索罗斯的个人及一些支持他的资本主义集团的因素；亚洲国家的经济形态导致：新马泰日韩等国都为外向型经济的国家，他们对世界市场的依附很大。亚洲经济的动摇难免会出现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状况。以泰国为例，泰铢在国际市场上是否要买卖不由政府来主宰，而泰国本身并没有足够的外汇储备量，面对金融家的炒作，该国经济不堪一击。而经济决定政治，所以，泰国政局也就动荡了。国内学者的分析：直接触发因素、内在基础因素和世界经济因素。

2. 亚洲金融风暴的触发因素

1997年金融危机的爆发，有多方面的原因，我国学者一般认为可以分为直接触发因素、内在基础因素和世界经济因素等几个方面。 1949年，新中国成立预示着社会主义阵营的建立。美国，作为资本主义头号强国，有了危机感。他通过强大的经济后盾在亚太地区建立起一个资本主义的统一战线：韩国，日本，台湾直至东南亚，都成为美国的经济附庸。这给亚洲一些国家飞速发展带来了经济支持。七十年代，东南亚一些国家的经济迅猛发展。但是，1991年，苏联解体标志着社会主义阵营的瓦解。1.乔治·索罗斯的个人及一些支持他的资本主义集团的因素：“金融大鳄”“一只假寐的老狼”是对这个金融怪才的称谓。他曾说过，“在金融运作方面，说不上有道德还是无道德，这只是一种操作。金融市场是不属于道德范畴的，它不是不道德的，道德根本不存在于这里，因为它有自己的游戏规则。我是金融市场的参与者，我会按照已定的规则来玩这个游戏，我不会违反这些规则，所以我不觉得内疚或要负责任。从亚洲金融风暴这个事情来讲，我是否炒作对金融事件的发生不会起任何作用。我不炒作它照样会发生。我并不觉得炒外币、投机有什么不道德。另一方面我遵守运作规则。我尊重那些规则，关心这些规则。作为一个有道德和关心它们的人，我希望确保这些规则，是有利于建立一个良好的社会的，所以我主张改变某些规则。我认为一些规则需要改进。如果改进和改良影响到我自己的利益，我还是会支持它，因为需要改良的这个规则也许正是事件发生的原因。”2.国际金融市场上游资的冲击。在全球范围内大约有7万亿美元的流动国际资本。国际炒家一旦发现在哪个国家或地区有利可图，马上会通过炒作冲击该国或地区的货币，以在短期内获取暴利。3.亚洲一些国家的外汇政策不当。它们为了吸引外资，一方面保持固定汇率，一方面又扩大金融自由化，给国际炒家提供了可乘之机。如泰国就在本国金融体系没有理顺之前，于1992年取消了对资本市场的管制，使短期资金的流动畅通无阻，为外国炒家炒作泰铢提供了条件。4.为了维持固定汇率制，这些国家长期动用外汇储备来弥补逆差，导致外债的增加。5.这些国家的外债结构不合理。在中期、短期债务较多的情况下，一旦外资流出超过外资流入，而本国的外汇储备又不足以弥补其不足，这个国家的货币贬值便是不可避免的了。 1.透支性经济高增长和不良资产的膨胀。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是发展中国家的共同愿望。当高速增长的条件变得不够充足时，为了继续保持速度，这些国家转向靠借外债来维护经济增长。但由于经济发展的不顺利，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亚洲有些国家已不具备还债能力。在东南亚国家，房地产吹起的泡沫换来的只是银行贷款的坏账和呆账；至于韩国，由于大企业从银行获得资金过于容易，造成一旦企业状况不佳，不良资产立即膨胀的状况。不良资产的大量存在，又反过来影响了投资者的信心。2.市场体制发育不成熟。一是政府在资源配置上干预过度，特别是干预金融系统的贷款投向和项目；另一个是金融体制特别是监管体制不完善。3.“出口替代” 型模式的缺陷。“出口替代”型模式是亚洲不少国家经济成功的重要原因。但这种模式也存在着三方面的不足：一是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的阶段，生产成本会提高，出口会受到抑制，引起这些国家国际收支的不平衡；二是当这一出口导向战略成为众多国家的发展战略时，会形成它们之间的相互挤压；三是产品的阶梯性进步是继续实行出口替代的必备条件，仅靠资源的廉价优势是无法保持竞争力的。亚洲这些国家在实现了高速增长之后，没有解决上述问题。 （1）经济全球化带来的负面影响。经济全球化使世界各地的经济联系越来越密切，但由此而来的负面影响也不可忽视，如民族国家间利益冲撞加剧，资本流动能力增强，防范危机的难度加大等。（2）不合理的国际分工、贸易和货币体制，对第三世界国家不利。在生产领域，仍然是发达国家生产高技术产品和高新技术本身，产品的技术含量逐级向欠发达、不发达国家下降，最不发达国家只能做装配工作和生产初级产品。在交换领域，发达国家能用低价购买初级产品和垄断高价推销自己的产品。在国际金融和货币领域，整个全球金融体系和制度也有利于金融大国。

3. 亚洲金融风暴的十年危机

1997年的那场金融风暴把笙歌一片的东南亚带向了一个万户萧疏的时代。今天当这个仍然带着伤痕的巨人坚强地站起来的时候，我们已经懂得并且渐渐学会从全球化的角度，审视中国的金融产业和日益国际化的资本市场。金融安全——不只是维系着一个国家的繁荣与强盛，离开了强有力的金融体系的支撑，即使是那些看上去固若金汤的产业帝国，其足下也不过是一片暗流涌动的沙丘。公元2007年的初春，不论以何种姿态，回望1997年东南亚爆发的金融危机，都显得意味深长。1997年，危机引发了全球资本市场的动荡，其波及之广、速度之快、破坏之深，令全球为之震惊。证券制度还未发育成熟甚至有关运行规则还未确定时又出台了期货和衍生品市场——这一切导致各种市场、机制、制度工具不能不带有不同程度的夹生性。日渐融入全球化的中国金融市场也面临同样的问题。一方面，经过改革开放以来近30年的建设，中国在金融领域取得了无可争辩的成就，这其中就包括银行、股市、期货和衍生品在内的金融工具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日益突出；但另一方面，由于发展时间较短，经验不足等原因，金融市场也存在很多问题，甚至潜伏着诸种危机，中航油、国储铜事件无疑给我们敲响了警钟。如何维护中国的金融安全？在亚洲金融危机十周年之际，提出这样的问题，是必要的，也是及时的。

4. 97年亚洲金融风暴原因

5. 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有哪些重大事件?结果是怎么样的?

6. 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中国是如何解决，面对的

7. 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为何只限于亚洲

1997年7月2日，亚洲金融风暴席卷泰国，泰铢贬值。不久，这场风暴扫过了马来西亚、新加坡、日本和韩国等地。打破了亚洲经济急速发展的景象。亚洲一些经济大国的经济开始萧条，一些国家的政局也开始混乱。


亚洲金融危机的本质，是西方资本主义大机构（索罗斯率领的量子基金）利用亚洲新兴经济体金融方面的缺陷和漏洞，对亚洲新兴国家（原先的亚洲四小龙）的一场财富洗劫，所以他的范围仅限在亚洲；此次由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之所以能波及全球，主要因为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后，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也被引爆，西方发达经济体受到重创，其他新兴经济体的发展动能在于制造和出口，所以波及到了全球……

8. 亚洲金融风暴的后人警示

金融的开放和全球化，并不必然带来1997年那样的深重危机，导致金融灭顶之灾的恰恰是缺乏开放的制度设计，并在资本市场国际化的道路上裹足不前。 从东南亚金融危机中可以看出，金融全球化确实加大了市场风险：其一，东南亚金融危机使亚洲人民资产大为缩水。1997年3月2日索罗斯攻击泰国外汇市场，引起泰国挤兑风潮，挤垮银行56家，泰铢贬值60%，股票市场狂泻70%。由泰国引起的金融动荡一直蔓延到亚洲的北部乃至俄罗斯，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台湾、日本、香港、韩国均受重创，这些国家和地区人民的资产大为缩水，亚洲人民多年来创造的财富纷纷贬值，欧美国家利用亚洲货币贬值、股市狂泻的时机，纷纷兼并亚洲企业，购买不动产，以其1%的代价轻易获取了百分之几百的财产。其二，东南亚金融危机使亚洲国家的社会秩序陷入混乱。由于银行倒闭，金融业崩溃，导致经济瘫痪。经济衰退，激化了国内的矛盾。东南亚金融危机期间，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国社会动荡，人心涣散，秩序混乱。其三，东南亚金融危机使国家政权不再稳定。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由于社会动荡，经济萧条，导致人们对政府信任度下降。在野党、反对党纷纷指责执政党，于是，泰国的政府被推翻了，印度尼西亚的苏哈托政府被推翻了，日本桥本龙太郎下台了，俄罗斯一年之内换了六届总理。政治不稳定，破坏了亚洲经济增长的良好环境。此前，亚洲国家经济高速增长的原因就在于政治经济环境稳定，后来由于金融危机破坏了这种稳定，引发社会波动，差点危及到各国的国家安全。1997年，亚洲各国采取了很多措施，来补救导致金融危机的缺陷以及危机所造成的破坏。银行冲销了坏账，重组了资本结构，强化了审慎控制。企业对资产负债状况进行了重新整理，金融危机前的过度投资被逐一清理。更为审慎的财政与货币政策占据了主导地位，外汇储备日益上升，取代了以往严重依赖海外短期资金流入的局面。但是，我们不能把金融开放视之为“洪水猛兽”，不能据此而锁国；恰恰相反，从来没有一个国家是因为开放而衰退，只有因为封闭而落后的例子，这已为人类的历史所证明。那么，为何开放体系的整体风险低于封闭的体系呢？因为，开放体系中有一整套健全的市场经济制度，有利于促进经济主体间资源的有效配置，使宏观和微观主体具有更强的抗风险能力。亚洲四小龙成功的经验表明，对外开放是这些国家和地区成功的一个主要因素；亚洲金融危机出现的原因并不在东南亚经济开放上，而是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国内资本市场不合理、金融产品结构不合理造成的，为国际金融危机商业炒作提供了可乘之机。　　 人们看到：一方面许多东亚国家的信贷市场畸形发展，日本、韩国、泰国、马来西亚等国的国内信贷额与GDP之比均高达115%—200%；另一方面，其资本市场又不成熟或发育不全，致使企业过度依赖商业银行的间接融资，而银行又过于依恃政府的“主导”与担保，导致银行信贷过度扩张，银行不良债权或坏账过大。如韩国、泰国的银行不良资产占到其GDP的34%—40%。与此同时，东亚银行制度的不成熟性还表现在金融监管不力、法规不健全上。许多东盟国家的中央银行并没有随着不良债权增大而增加贷款损失准备金，菲律宾在金融危机爆发前三年间银行贷款增大了38%，而贷款损失准备金在贷款总额中的比重却从 3．5%减到1．5%，比重最高的马来西亚也只有2%。这么孱弱的金融体系，一旦风吹草动，如国际收支锐减，便造成人心浮动，国内资金外送和外资迅速撤离，金融风暴随之即来。从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发展史来看，它们从商品市场、货币市场、债券市场、证券市场、期货市场到衍生品市场，大约经历了200年的历程。如：纽约证券交易所，是200年前由24名商人在曼哈顿南段一棵梧桐树下签订一份定期交换各州政府发行的债券协议开始的，过了25年才成立了纽约证券交易所理事会，1863年成立纽约证券交易所，之后又发展起了货币市场、债券市场及期货市场，战后又发展了衍生品市场。证券制度还未发育成熟甚至有关运行规则还未确定时又出台了期货和衍生品市场—— 这一切导致各种市场、机制、制度工具不能不带有不同程度的夹生性。正是由于这些制度性弱点，构成了“赶超型”经济所固有的先天性不足。同时，后天又过度利用境外短期资金，而不是先贸易、后投资；先实业后金融；先关税，后非关税；先经常项目，后资本项目。过度、过滥、妄用金融手段，势必招致风险。如：泰国在本地银行累积巨额不良债权，经常项目连年逆差的情况下，过早放开资本项目，结果给国际短期游资大开方便之门，因此，自身的脆弱风险最大。由此看来，金融危机不在开放本身上，正如防范危机的根本措施，不再货币之内而在货币之外一样。新加坡是小型开放型经济国家，极易受到外部经济环境的影响，因此亚洲金融风暴所产生的巨大冲击，极有可能对其经济产生灾难性的打击。然而，在整个东亚经济一片萧条时，新加坡相对而言未受太大的影响，虽然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也遭受了冲击，但整个经济发展状况良好。1998年，经济增长率为正值，但不高；到1999年就上升到了5．4%。那么，为何新加坡能经受住席卷亚洲的金融风暴呢？这是因为新加坡有强大的经济基础，特别是一个良好的银行系统和监管体系。新加坡银行的资本状况达到了国际水平。尽管多年来提取了大量的准备金，但它们的资金充足率仍从1996年的16%上升到1998年的18．3%，1998年新加坡银行甚至获得了14．5亿新加坡元的利润，尽管这比1997年的水平下降了40%。因为银行在当地的资产仅占其全球资产的不到20%，因此新加坡没有发生银行系统危机的可能。银行的贷款大部分面向国内，国内的贷款企业由于具有良好的资产负债情况，因此能很好地抵御金融风暴造成的资产价格和国内需求的负面冲击。 新加坡的经验表明，东南亚金融危机并不是改革开放的结果，而是经济环境、经济政策、经济手段的夹生性所致，只要处理好开放进程中政策之间、体制之间的协调问题，进一步经济开放并不会导致金融危机。因此，不能因为东南亚地区发生了金融危机，就认为我们因金融开放放慢而得到了好处，因此进一步放慢，这种倾向是不对的。在全球化的世界中，资本项目总是不放开，对整个经济发展是十分不利的。中国之所以在亚洲金融危机中基本上没有受到明显的冲击，主要的原因不是中国的金融体制放慢开放所致，而是1994年以来中国的外债结构比较合理。中国在稳定货币和规范金融市场等宏观经济管理方面取得了进步，通过财税体制、金融体制和外汇体制等一系列的改革，增强了抗风险能力。所以，在亚洲金融危机十年后，应通过推进经济开放，特别是金融领域的开放促进国内的经济发展。再从开放的实践看，中国的金融开放也促进了世界经济的发展。截至2004年底，中国累计对外直接投资近370亿美元。从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到2005年底，中国共吸收外商直接投资6300亿美元，外商直接投资对GDP的贡献率超过40%。资本的流动，增加了就业，扩大了税收，更重要的是促进了中国市场化进程，制度化改革步伐。因此，我们不能因噎废食，不能对金融全球化怀有恐惧心理。更何况，入世5年过渡期后，金融业还有5年左右的保护期。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金融业是幼稚产业，它可以有一个保护期。我们应该充分利用这5年时间，加快金融业改革，迅速培育起金融市场，增强我国金融业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能力。我们完全可以在5年后与全球金融机构在同一个平台上展开竞争。由此看来，汲取东南亚金融危机教训，在完全融入经济全球化之前，建立健全的微观金融竞争体制、完善市场性宏观金融调控机制就显得刻不容缓。从国内金融体制改革的现状看，很难说我们已经做好准备，更不用说作好资本市场开放的准备。金融全球化要求商业银行向“流程银行”转变，垂直的报告路线和矩阵式的管理，对中资银行经营体制将带来重大冲击和挑战。中资银行在很大程度上仍然依赖于国家政策的保护，市场竞争的观念并没有多大改观，与外资银行竞争的优势并没有形成。我国银行业的现状是垄断特征仍明显，四大国有银行仍未商业化，仍未摆脱经济体制转型所担负的沉重历史包袱，仍未形成有效的内外部激励约束机制。金融全球化的迅速发展，留给我们调整和改革的时间也越来越少。我们应该有紧迫感。入世5年后在改革国有金融机构的法人治理机制上取得突破，同时对民营资本开放金融领域，在外资大举进入前形成包括民营、国有等多种所有制相互竞争的市场格局，以强健的国内金融机构去迎接入世5年后的竞争。同时，应当加速金融市场改革，允许人民币稳步升值。应当肯定，人民币具备稳定的国际国内条件。但人民币汇率的稳定并不是说不动，人民币汇率仍将在一定范围内波动，这才是正常的。从经济学来说，价格信号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如果强行将人民币保持在一个数值上不变，它就不能反映外汇市场的变化，不能反映国内要素市场的变化，可以说丧失了反映市场信号的功能，失去了资本配置的功能，在开放的国际社会中等于放弃了一种强有力的宏观调节手段。因此，人民币作为价格信号，它的走势取决于国际收支状况和国内经济发展状况。变是绝对的，有涨有落才是自然法则，才是正常的。特别是在中国经济走向一个新的制度平台时，还原它的宏观经济调节的杠杆作用非常重要。这是因为，加入世界贸易组织5年后，外贸和外资的总量、流向和结构都将发生根本性变化，对市场外汇的供求基础产生深刻影响。如果灵活性不够，不能通过人民币调节外汇市场，那将是不利的。由此看来，入世5年后，人民币具备稳定的条件，但人民币汇率的稳定不是一成不变的，要利用人民币反映外汇市场和国际收支的状况，逐步回归它的价格信号功能，从而发挥人民币调节宏观经济的杠杆作用。 必须指出，高储蓄率、高投资率，是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根本原因，但不能靠无限度地牺牲当前消费而获得经济增长。中国的储蓄率高达46%，投资率高达40%左右。政府拥有的财富比家庭的财富更多，而政府持有资产所得到的收入，变成了投资而不是消费。从经济学角度说，这种高投资率下的经济增长速度已是极限。为维持GDP的增长，就必须不断提高投资率。但是，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种经济可以承受如此之高的投资率。高储蓄率、高投资率，反映了中国资金配置体系的粗糙以及货币政策的低效。一旦中国经济陷入低迷，可能会再度产生庞大的银行坏账，使中国缺乏强劲资本市场的脆弱金融体系，面临巨大压力。因此，汲取东南亚金融危机教训，如何解决过度储蓄和过度投资的问题呢？首先，转变政府职能，政府退出要素市场。政府应通过提供公共品提高经济效率，通过向弱势群体实行倾斜的收入再分配，从而增进公平。其次，利用财政和分红政策，压缩企业的利润，限制它们在产能过剩领域的再投资。再次，调整收入分配格局。中国社会科学院2006年中国社会发展年度报告对7140个居民家庭进行了调查，其结论是：2006年中国的基尼系数达到了0．496。相比之下，印度的基尼系数为0．33，美国为0．41，巴西为0．54。如果高收入者的收入是合法收入，应该鼓励创富；但问题是部分高收入的获得，是由分配体制中存在的不合理因素——借助于权力和垄断、违法违规和不平等竞争手段而获得的。这种收入差距，既不体现效率原则，又严重损害社会公平。从经济学上说，它直接导致社会福利的净损失，增加了交易费用，降低了社会边际消费倾向，不利于扩大内需，影响了社会稳定——长此以往，社会的产出会从生产可能性边界上移至边界之内，最后整个国家处于低效率。最后，必须解决与医疗保健、教育和住房相关的支出过度不确定的问题。日益上升的医疗成本已成为中国人一大担忧，医疗支出已经占到居民家庭消费总额的11．8%，高于交通或教育支出所占的比例。同时，中国的社会保障体系刚建立不久，资金可持续性仍然面临挑战。对社保体系信心不足，是家庭储蓄高企、不愿消费的原因之一。信心不足，消费何来？汲取东南亚金融危机教训，关键之关键，是一定要符合国际规范。国际规范是金融业的生命，是必由之路，大势所趋，不可逆转。 东南亚金融市场经过7、8月的震荡后，进入9月，金融形势开始回稳。9月中旬，世行会议在香港召开，与会者就全球化过程中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金融风险以及防范措施，形成了比较一致的看法。整个形势似乎走向好转。甚至向来谨严的菲律宾总统拉莫斯也说，他相信菲律宾的货币金融风暴将会很快“烟消云散”，而且这一天的到来将比人们所预想的还来得快。但到了9月下旬，情况又开始发生异变。先是国际信贷评级机构将马来西亚及菲律宾的金融级别向下调低。人们开始质疑东南亚的经济状况，感到情况并不妙，货币仍然疲弱。1997年9月26日，印尼盾与美元的比价达到了历史最低点：3125兑1美元。1997年9月27日印尼盾一度再创新低。早盘时曾跌至1美元兑3.2015林吉特的历来最低水平，过后稍微回稳，东南亚市场闭市时1美元可换3.1950林吉特。接着，东南亚各市场惊慌地抛售他们本国的货币，购买美元以作美元补仓。1997年9月30日，林吉特、印尼盾及菲律宾比索跌至新低，其中林吉特跌幅最大，林吉特在亚洲交易结束之前，曾跌至纪录低位的3.25，是日收市报3.245。1997年10月1日，东南亚货币市场经历了悲惨的一天。印尼盾、菲律宾比索及马来西亚元跌至纪录低位。通常不易波动的新加坡元也跌至39个月来的低位。泰铢收市时，兑美元比7月2日时下跌约40%，林吉特在交易早段引人注目地下跌，不足两小时已跌超过4%, 后来林吉特跌至3.4080，后市报3.3550，这是自1973年林吉特浮动以来，兑美元的最低价位。林吉特下跌再次对地区其它货币造成冲击，纷纷下跌，印尼盾跌至历史低位3.445左右。到10月3日，也就是泰国金融危机爆发后的三个月，印尼盾跌了53%，是世界货币历史上贬值第二严重的货币，仅次于当年贬值63%的土耳其里拉。在这一天，世界贬值最利害的五种货币还有泰铢跌32.69%、林吉特跌25.01%和菲比索5.27%。亚洲货币中，三个月的跌幅为：港币0.12%，印度卢比0.73%，韩元2.71%，台币2.8%，日元4.86%，新加坡元6.71%。此后，在亚洲及全球卷起了新一轮的金融飓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