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故事谁知道？

1. 革命故事谁知道？

　　赵一曼的故事

　　在1935年11月，赵一曼率领的部队被日伪军包围，她要团长带队突围，自己担任掩护，左手手腕中弹负伤。她在村里隐蔽养伤被敌人发现，奋起迎战时左大腿骨被子弹打穿，因流血过多昏迷而被捕。她被押到哈尔滨伪滨江省警务厅受刑后几度昏迷，仍坚贞不屈。她生命垂危时，日寇担心死去得不到口供，把她送进哈尔滨市立第一医院监视治疗。负责看守她的伪满警察董宪勋和医院女护士韩勇义，都为她的英勇所感动，又听她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于是决心参加抗联队伍。在二人帮助下，她于1936年6月28日深夜逃出哈尔滨，朝抗日游击区的方向走。

　　伪骑警队在第三天凌晨追上了她们乘坐的马车，赵一曼再次被捕。敌人反复折磨了她一个月，她只是怒斥敌人：“你们可以让整个村庄变成瓦砾，可以把人剁成烂泥，可是你们消灭不了共产党员的信仰！”
　　赵一曼负伤被捕解到哈尔滨后，日寇和伪满的警察头目立即对她进行审讯。此时，她伤口不断流出的鲜血湿透了棉衣，依然滔滔不绝地痛斥日寇侵占中国东北的暴行。负责审讯的日本特务恼羞成怒，竟用竹签从她的指甲缝中钉进去，用鞭子狠戳赵一曼的伤口，使她几次昏死过去。日寇将她送到医院，伤势刚好一点，日寇又在病床前审问，赵一曼依然坚不吐实，日寇拳打脚踢，她的伤口再度破裂，又昏迷过去。医护人员甚至包括看守的警察都对她产生了敬佩。

　　黄洋界保卫战

　　1928年8月，湘赣敌军乘红四军主力在湘南失利，欲归末归之际，大兵进犯，侵占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平原地区，最后又以四个团的兵力进攻黄洋界，企图一举侵占井冈山革命根据地。
　　听到敌人即将进攻的消息，一营营长陈毅安率一营的一、三两个连急行军回到黄洋界下的小井，召开会议，布置战斗，并进行了紧张的战斗动员。后方医院的轻伤病员纷纷要求重返前线，儿童团、少先队在当地政府的领导下，也全部动员起来，赤卫队、暴动队、青年妇女也积极组织起来，准备配合红军作战。红军和地方武袋还建造了竹钉阵、铁丝网、篱笆、滚木擂石、掩体工事，在黄洋界哨口筑起五道防线。整个井冈山严阵以待，准备狠狠打击来犯之敌。
　　8月30日，云雾散后，湘军吴尚部和赣敌王均部共四个团开始进攻黄洋界。红军指战员和地方武装凭借黄洋界天险，利用石块、滚木擂石、竹钉和手中的武器打退了敌人四次冲锋。下午四时许，敌人不甘心失败，重又组织了规模更大的进攻。就在这时，红军战士把二十八团留在茨坪红四军军械处修理的一门较好的迫击炮抬上了黄洋界，安放在红军指挥阵地附近。当时，只有三发炮弹，由于受潮，前两发炮弹成了哑炮，这时，第三发炮弹出膛了，只听“轰隆”一声巨响，炮弹在敌群中炸响了。这时，埋伏在各个山头的少先队、儿童团纷纷点燃了煤油桶里的鞭炮，在树梢上挂起红旗。一时，黄洋界上枪炮齐鸣，红旗招展。敌人原先得到情报，是红军主力不在井冈山，这时，看到这种阵势，以为我红军主力已回到井冈山，吓得魂飞魄散，连夜逃回酃县境内去了。
　　事后，红军战士套用京剧《空城计》中诸葛亮的唱腔填词，编了一段唱词：“我站在黄洋界上观山景，忽听得山下人马纷纷。举目抬头来观看，原来是蒋贼发来的兵。一来是，农民斗争少经脸，二来是，红军主力离开了永新，你既得宁冈、新城多侥幸，为何敢来侵占大小五井?你既来把山来进，为何在山下扎大营?你莫左思右想心计不定。我这里内无埋伏，外无救兵。你来，来，来，请到山上来谈谈革命。”在黄洋界上唱起了《空山计》。毛泽东在率领红四军主力回井冈山途中，行至黄坳，闻听黄洋界保卫战大捷的消息，欣然命笔，挥毫写下了《西江月·井冈山》这首著名的诗篇，赞扬黄洋界保卫战的胜利。


　　毛委员多谋善断
　　曾有位拉美国家的司令官在参观井冈山后，意味深长地称赞：“井冈山是个令人神往的地方。毛泽东上通天文，下知地理。他选择的这个地方，是一块藏龙卧虎之地---藏中国共产党之龙，卧工农革命军之虎。这个根据地的建立，与中国革命的胜利紧紧联在一起。”蛟龙不能困在沙滩，只有潜入大海才能翻腾波涛；猛虎，不能呆在平阳，必须依靠山林才能威震峰峦。
　　1927年10月，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来到这“藏龙卧虎”的井冈山，经历四个多月的斗争。创建了中国革命的第一个农村根据地实现了我党历史性的第一次伟大转折。
　　1928年5月，朱德和毛泽东在井冈山会师，红军力量大大加强，在五斗江、草市坳、龙源口又接连打了几个胜仗，边界斗争进入全盛时期。这集中表现在：红军主力由两个团扩大到四个团；红色区域的范围，有宁冈、永新、莲花三个县和遂川、吉安、安福、酃县的一部分，并普遍建立了地方武装；各县、区、乡都建立了党和政府的组织，根据地成立了地方党政最高领导机关——中共湘赣边界特委和工农兵政府；全面开展了打土豪分田地的群众运动，农民梦寐以求的“耕者有其田”得到了实现。
　　这段时期的形势之所以发展得这么快，“原因就在于边界党(地方的党和军队的党)的政策是正确的。”这些政策是：“坚决地和敌人作斗争，造成罗霄山脉中段政权，反对逃跑主义；深入割据地区的土地革命；军队的党帮助地方党的发展，军队的武装帮助地方武装的发展；对统治势力比较强大的湖南取守势，对统治势力比较薄弱的江西取攻势；用大力经营永新，创造群众的割据，布置长期斗争；集中红军相机进击当前之敌，反对分兵，避免被敌人各个击破割据地区的扩大采取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反对冒进政策。”
　　毛泽东多谋善断，正确选择井冈山作为深人进行革命斗争的根据地，并非他有诸葛亮式的“观察天象”之异才和“锦囊妙计”，而是他善于从实际出发，在对井冈山的政治、经济、地理作了深入的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确定下来的。
　　毛泽东认为，井冈山这个地方有许多的优势：一是有大革命以来党和群众工作的基础，二是有袁文才、王佐这批“绿林朋友”，三是有有利于作战的地理形势，四是这里的反动统治比较薄弱，五是有比较好的经济给养条件，六是这里的一举一动对湘赣两省有较大的影响。因此，毛泽东确认井冈山有天时、地利、人和的条件，是发展革命的好地方。毛泽东同许多伟大的历史人物一样，对自己的理想信念始终坚贞不渝，即使是在受到高压和处分的情况下也是这样。当时说他率领部队举行秋收起义之后不去攻打长沙，把部队拉上井冈山是“在政治上犯了严重错误”，因而撤销了他的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和前委书记的职务，而这个决定传到井冈山时又走了样，说是开除了他的党籍，只能当师长，不得任党代表等，毛泽东仍无所畏惧。他不灰心、不动摇，坚定不移地建立农村根据地。
　　毛泽东是个“读千卷书，行万里路”的人。他在井冈山提出并实行“工农武装割据”的理论，是一条有血有肉的政治路线。这条路线的具体内容是：有根据地的，有计划地建设政权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扩大人民武装的路线。准确地说，他是以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情况相结合为基石，创造性地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条中国式的革命道路----井冈山道路，从而写下了马列主义的续篇----中国篇。
　　1928年6月，正当边界斗争形势日益发展的时候，从湖南来了一位名叫杜修经的人，他说湘南的敌军“十分动摇”、“恐慌万状”，要代表省委，强行把红军拉往湘南去攻打郴州。毛泽东向他了解有关湘南工农群众的发动、地方武装的组织、敌军力量的布防等情况，结果是一问三不知。连这样的一些最基本的情况都没有掌握，怎能轻易出师呢？！
　　对这个事关重大的问题，6月底在永新县城召开的军委、特委、永新县委联席会议上进行了充分的讨论。会上，毛泽东指出：“这时候把队伍调往湘南，远离根据地，有可能造成‘虎落平阳被犬欺’的危险。”会议决定不执行湖南省委的指示，继续在井冈山开展巩固扩大根据地的斗争，并写报告建议省委重新考虑。
　　可是，省委代表不顾会议决定，不听军委的劝阻，乘毛泽东在永新分兵发动群众之机，将驻扎在酃县的两个主力团拉往湘南，攻打郴州。结果，两个团损失一半，边界各县全被敌军占领，被杀的人数和被烧的房屋不计其数，造成边界斗争的“八月失败”。
　　为了克服盲目性，增强自觉性，毛泽东于8月底在桂东县召开了红四军营以上干部会，检查了主观主义的危害，总结了“八月失败”的教训；指出“敌情不明”、“盛暑远征”、“脱离红色区域”、“单纯军事冒险”是导致这次失败的重要原因。1929年底，毛泽东在总结南昌起义和井冈山斗争以来的经验时指出：“主观主义，在某些党员中浓厚地存在，这对分析政治形势和指导工作，都非常不利。因为对于政治形势的主观主义的分析和对于工作的主观主义的指导，其必然的结果，不是机会主义，就是盲动主义。”
　　毛泽东自1920年起就孜孜不倦地阅读《共产党宣言》等马列主义著作。来到井冈山后，反复研究一些古典军事典籍。那时候，他最珍贵的家产是两个书篓，无论是转战边界各县，或是回到根据地“老家”，都不忘带上这对“伙伴”。尽管他过的是戎马倥偬的生活，依然争分夺秒地阅读各种书报。他给警卫排的战土明确规定这样一个任务：凡打下一个地方之后，必须趁机搜集各种书籍、报纸、文件。1928年5月，红军攻打下茶陵县的高陇圩，在国民党军阀谭延闿家里缴获了许多书报，其中恰好有一本毛泽东渴望许久的《三国演义》。毛泽东见后连声赞道：“这真是拨开云雾见青天，快乐不可言。”
　　毛泽东遍读古今中外的经典，但始终坚持一项原则，就是运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为现实斗争服务。他同那些信而好古，钻到故纸雄里出不来的人，同那些言必称希腊，对中国国情一点不懂的人完全不同，用他常说的一句话，就是理论联系实际，“对准靶子放箭”。
　　毛泽东之所以有这样大的胆略和气魄坚决抵制湖南省委要红军冒进湘南的决定，就是由于对湘赣两省的敌军力量作了深入的调查和比较。当时，常驻湖南的国民党军队有六个军，另外还有六个师，不仅数量多，且战斗力强。红军曾与湘敌吴尚第八军有过四次交锋，结果只伤其一小部分，敌主力毫无损失。江西敌人虽然也有三个军，而参加“会剿”井冈山的只有三个师。其中除独立师第七师师长刘士毅是江西都昌县人之外，其余全是蒋介石从云南调来的军队。毛泽东经过这一番分析之后，得出的结论是：“江西没有本省的军队，向来都是外省军队来此驻防。外来军队‘剿共’、‘剿匪’，情形不熟，又远非本省军队那样关系切身，往往不很热心。”他面对这个现实，制定和实行了“对统治势力比较强大的湖南取守势，对统治势力比较薄弱的江西取攻势”的政策。也就是说，对湖南敌军只能防守，不宜主攻；对江西敌军可主动出击，积极推进；实践证明毛泽东的分析是正确的。1928年上半年，井冈山红军先后在遂川、宁冈、永新与江西敌军较量多次，连战皆捷，累计歼灭和击溃敌军八个团，缴获大量枪支弹药，把江西敌军打得乱毫无还手的能力。
　　毛泽东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靠的是对敌我力量的调查研究和科学分析。他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结合井冈山的具体情况，以敏锐的政治跟光和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领导井冈山的革命斗争走向一个又一个胜利。


　　”

2. 革命的故事？

3. 谁有一个详细的革命故事？？？？

　　1 董存瑞   董存瑞舍身炸碉堡
　　25日凌晨，天还没亮，阵地上一片寂静。战士们焦急地等待着总攻的信号。随着三颗红色信号弹腾空而起，共军强大的炮火，把苔山上的敌人火力全给压住了。在硝烟弥漫、烈火滚滚中，苔山顶峰的砖塔，被共军的大炮轰倒了，炮楼也被打掉了，不一会儿，胜利的红旗就插上了苔山的顶峰。5时25分，命令下达，董存瑞所在的六连担任主攻，从城东北向隆化中学外围工事运动。国军的机枪严密封锁着他们前进的道路。六连火力组、突击组、爆破组、支援组互相配合，很快地攻破了隆化中学东北面的旧衙门碉堡群。董存瑞带领爆破组连续爆破了敌人4个炮楼、5个碉堡，胜利地完成了扫清隆化中学外围工事的任务。 下午3点30分，第二次总攻开始。六连向隆化中学发起冲锋。突然，敌人的机枪像暴雨般横扫过来，把战士们压在一条土坡下面，抬不起头来。原来，这是隆化中学东北角横跨旱河的一座桥上喷出来的6条火舌。狡猾的敌人，在桥上修了一个伪装得十分巧妙的暗堡，拦住了我军冲锋的道路。这时，董存瑞和战友们纷纷向连长请战，要求把这座桥型暗堡炸掉。白副连长派出李振德等3名爆破手去爆破，李振德冲出不远，炸药包就被敌人枪弹打中，李振德阵亡，其余两名爆破手负了重伤。这时，团部来了紧急命令，要六连火速从中学东北角插进去，配合已突进中学院内的兄弟部队，迅速解决战斗。白副连长命令董存瑞去炸碉堡。董存瑞挟起炸药包，弯着腰冲了出去。在郅顺义火力掩护下，他一会儿匍匐前进，一会儿又借着郅顺义扔出的手榴弹的烟雾，站起来一阵猛跑。桥型暗堡里，国军的机枪越打越紧，子弹带着尖利的啸声，从他的耳边掠过。在快要冲进开阔地时，董存瑞指着前面的一个小土堆，对郅顺义说：“你就在这儿掩护!”一阵手榴弹把敌人碉堡前的鹿砦、铁丝网炸了个稀巴烂。国军的机枪又慌忙朝他打过来，突然，董存瑞扑倒了，郅顺义站起刚要向前冲去，只见他猛然爬起来，一阵快跑跳进旱河沟里，进入了国军的火力死角。他的腿受了伤，鲜血直流。他抱着炸药包迅速猛冲到桥下。这桥离地面有一人多高，两旁是砖石砌的，没沟、没棱，哪儿也没有安放炸药包的地方。如果把炸药包放在河床上，又炸不着暗堡，河床上又找不到任何东西代替火药支架。怎么办?郅顺义清清楚楚看着这一切，急得直攥拳头。 突然，身后响起了嘹亮的冲锋号声，总攻的时间到了。董存瑞毅然用身体做支架，左手托起炸药包，右手拉燃了导火索，高喊：“为了新中国，冲啊！”。此时，离董存瑞不过50米的郅顺义看到眼前的情景惊呆了，不顾一切地向桥下的战友冲去，董存瑞看见后，厉声喝道：“卧倒！卧倒！快趴下！！”紧接着，桥下响起了一声天崩地裂的巨响，敌人的暗堡被炸毁，董存瑞用自己的生命为部队扫清了前进的障碍。战友们高喊着：“为董存瑞同志报仇”的口号，冲上敌人阵地，很快便歼灭了残余的敌人，将红旗插上了隆化中学。
　　董存瑞用自己19岁的生命，为全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了贡献。他虽然牺牲了，但是他将永远活在人民心中。

4. 你还知道哪些革命故事？

少年游击队
1934年，红军长征离开了江西革命根据地，留下的赤卫队员们，在县苏维埃李主席的领导下，决定到山里去坚持游击斗争。李主席的儿子苏保和他的朋友虎崽、水生、金要、细妹、冬牙子都想跟赤卫队去打游击，但因年纪太小，李主席与李公公都不让他们去。天黑时，孩子们悄悄离家去找红军，但找了一天也没找到。白匪团长带领匪徒闯进了村子，屠杀了全村人，孩子们幼小的心灵埋下了为亲人报仇的种子。于是，一支红色少年游击队在山中的岩洞里成立了。他们勇敢、机智地夺枪支、贴标语，消灭了不少敌人。在一次战斗中，李主席不幸被捕。孩子们在李公公的领导下，混入靖卫团，巧妙地救出了李主席，并打死了白匪团长。红孩子们在血与火的洗礼中茁壮成长起来。
两个小八路
1943年，八路军小战士孙大兴腿部受伤，组织决定派小卫生员武建华护理孙大兴，到敌占区我地下党员家中养伤。于是孙武两人便以木匠靳锡武的小学徒和刘大爷的外孙身份在刘集隐蔽起来。日伪军强拉民夫，在田镇长家囤积粮食。大兴和小武乘夜色钻进田镇长院内，放火烧了敌人的粮囤。他们的冒险行动打乱了组织的安排，受到了严厉的批评。日寇蓄谋更大的扫荡计划。一天，刘集的伪军中队突然开走，随即开来了一支莫名其妙的日军。老靳带着大兴和小武，摸清了敌人的真正意图。紧要关头，大兴毅然决定自己留下吸引敌人，让小武带情报向部队奔去。独立三团得到小武送来的情报，立即行动部署战斗。敌人遭到了歼灭性打击。

5. 有哪些关于革命的故事

蜗牛的趣味名人

6. 革命故事

简单的福建人防好钢铁股个途观通过与土壤功夫与他人个人提供有人管光滑如衣服公会如何给如意通诟龟呼天关于搞糊涂个土个截图给忽悠人工湖恢复计购房人也太接电分局天河公园如果有人乳固体弻关于

7. 革命历史故事

　　革命历史故事 辛亥革命与“辫子”
　　清廷以强迫男人留辫，彰显其专制淫威;辛亥革命则反其道而用之，以“辫子”激发民众的反清意识，将反清革命推向高潮，清王朝在轰轰烈烈的剪辫子运动中寿终正寝。辫子是清朝的象征;剪掉辫子则是辛亥革命胜利的一个重要标志。一条辫子，注入了复杂的政治变数和特定的文化内涵，颇有考究的韵味。
　　剪辫与革命
　　20世纪初年，伴随着反清革命的高涨，出现了批判辫子的高潮，很多青年厌恶地把辫子称作“烦恼丝”。许多报刊都以辫子为题，揭露清政府的残暴和丧失人性。邹容在《革命军》中把辫子列为反清革命的一个重要原因，斥责清廷强迫男人留辫子是“固我皇汉人种，为牛为马，为奴为隶”。
　　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将辫子纳入反清革命，辫子的去留成了是否革命的标志。激进的革命党人为表示献身革命的决心，首先剪掉辫子，同时以剪辫相号召，呼吁投入革命。
　　1879年孙中山在檀香山读书时就有不少人以辫子戏弄和欺负他，他异常苦闷和愤怒。后来有人劝他剪掉辫子，他却理智地解释道：“我们为剪辫的最后目的，应该大家联合起来，等到全体的中国人都可剪辫子时，才把辫剪掉。若是一个一个地把发辫剪下，是不相宜的。”这是孙中山第一次以辫子相号召，鼓吹团结大多数民众奋起反清。1895年广州起义失败后，由于“兴中会”已经建立，反清的大旗已高高举起，所以孙中山在11月20日由日本横滨前往檀香山时，就在华侨冯镜如的文经书院剪掉了辫子，以示决心把反清革命进行到底。
　　1902年，17岁的邹容从四川来到了上海，为表示反清的决心，痛快剪掉辫子，乘船赴日留学。一到日本，邹容就投入方兴未艾的革命洪流，誓与一切邪恶势力作斗争。陆军学生监督姚文甫行为不轨，发生奸情，他联合张继、王孝镇、陈独秀等人在晚上掌灯时分，闯入姚的住处，乘姚不备由张继抱腰，邹容按头，陈独秀挥剪，剪其辫子。一来抒发“割发代首之恨”，二则揭示剪辫的正义性，号召留学生革命反清。在邹容眼里，“区区一辫发”事小，关系“种族存亡”事大。在邹容等人的大力推进下，1903年拒俄运动的高潮中，黄兴、陈天华、蔡元培、吴玉章、张继、陈独秀、秦毓鎏、许寿裳、韩强士等人都剪掉了辫子，发誓与清朝一刀两断，革命到底。
　　1902年鲁迅赴日留学后，深深为邹容等革命党人的反清活动所感染，对辫子“深恶痛绝”，1903年他毅然决然剪掉了辫子。但一旦回国探亲，还得做一条假辫子蒙混过关。所以，清末做假辫子生意兴旺，颇能赚钱。鲁迅后来回忆道：“我的辫子留在日本，一半留给客店里的一位使女作假发，一半给了理发匠。人是在宣统初年回到故乡来了，一到上海首先得装假辫子。这时上海有一个专做假辫子的专家，定价每条大洋四元，不折不扣。他的大名，大约那时留学生都知道。他也做得真巧妙。只要别人不留心，是很可以不出岔子的。但人知道你原来是留学生，留心研究起来，那就漏洞百出。夏天不能戴帽子，也不行;人堆里要防挤掉挤歪，也不行。装了一个多月，我想如果在路上掉下来或者被人拉下来，不是比原来没有辫子更不好看么?索性不装了。”
　　这段回忆清晰地透露出三点信息：1.假辫生意兴隆，反证了剪辫的人很多;2.在人们心目当中，留学生几乎都剪了辫子;3.鲁迅戴了一个月的假辫居然敢于去掉，说明基层社会对剪辫的控制很弱，剪辫有成风之可能。
　　新军与新式学堂中的剪辫风
　　新军虽然是清政府控制最严的部分，但由于受革命思想的感染，到1910年前后，也时有剪辫事件发生，尤其在新式军事学堂，屡见不鲜。
　　1910年，山西陆军学堂的学生集体剪辫，颇具气势。刘精三记云：“九月间，我们联系进步同学24人剪了辫子，一时风起云涌，剪辫运动形成高潮。到了冬季，200名同学，除少数旗人外，剪辫子的达到170余人之多。省城大专学生说：”陆军学堂变成了寺院，学生当了和尚，但也有带发修行的‘。“
　　1911年春天，武昌军事学堂新军学生也纷纷剪辫。陆军第三中学开始有200多人集体剪掉了辫子，遭到校方严厉斥责。但反而激起更多的人反抗，短短十几天，又有200多人剪辫。总共500多人的学校，400多人剪掉了辫子，校方长官也奈何不得，因为法不责众。在新军学生剪辫风的影响下，一些较开明的新军军官也开始支持。“湖北陆军四十一标二营学兵李佐清，以发辫一物于操作上大有妨碍，日前毅然剪辫。”黎元洪知道后，不但不予指责，反而赞扬李佐清说：“我国朝野上下，近因受外界之激刺，于剪发一事几乎风靡一时。余本欲先行雉去，以为军界同人倡，因明诏未颁，故尔中止。今尔毅然剪去，免豚尾之讪笑，导文化之先机，匪惟社会所欢迎，亦即余所崇拜也。”
　　和新军军事学堂相比，地方新式学堂的剪辫风则更强劲。1905年，为了抗议日本歧视中国人的取缔中国《留学生规则》，许多留日生愤而归国。从培养新型人才的愿望出发，蔡元培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公学。蔡元培西装革履，不留辫子，学生也大都剪辫，俨然一个没有发辫的“独立王国”。很多人对他们投以惊异的目光，官吏和警察怒目而视，也毫无办法。
　　1910年，浙江的师范学堂和绍兴中学的学生突然都将辫子剪了。当道下令“蓄发”，但无人理睬，为息事宁人，只好不了了之。1911年暑假，浙江求是书院(浙江大学前身)又出现了一场剪辫风波。马叙伦回忆说：“那时求是书院有一位教员叫孙江东，也有革命思想，他偶然在暑假里出了一个题目，叫《罪辫文》，教学生做。学生里有史久光、李斐然，都大发议论，斥责清朝。孙江东还嫌他们文章里‘本朝’两个字不行，给他们改成‘贼清’。”由此可见，辫子和反清紧密相联。总之，由于革命思想的传播，剪辫已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

8. 革命故事

革命故事两则
 
水缸的秘密

瑞金沙洲坝的杨大娘是红军家属。大儿子参加红军以后，家里少了一个劳动力，里里外外什么事都要她自己操心。

1933年7月的一个傍晚，杨大娘浇完菜园，回家准备挑水做饭。她刚拿起扁担，却发现水缸里的水满满的。大娘奇怪了：前天水缸满，昨天水缸满，今天水缸又满了。这是怎么回事？她问小儿子：“小发仔，下午你挑水了吗？”

11岁的小发仔把头摇得拨浪鼓似的，说：“我没挑。”

杨大娘越想越觉得奇怪，就跑到田头问代耕队长：“我屋里那口水缸，天天都满满的。是你派人给我家挑水了吧？”

“没有啊，”代耕队长也感到奇怪，将信将疑地问，“真有这样的事？”

正说着，上屋的二婶也提着菜蓝子走过来搭话：“是啊，我屋里的水缸也是干了又会满，满得都快要溢出来 了，不知道是谁在做好事。”

代耕队长把斗笠往头上一扣，笑笑说：“毛主席主张调查研究，你们该去调查调查呀！”

杨大娘和二婶觉得这话有理，俩人商量了一阵，就各自回家了。

第二天，杨大娘擦桌子、洗衣服，不到下午，满满一缸水就用完了。她故意不去挑，也不下地干活，早早拿起一双鞋底，坐在门口，和二婶你一针我一线地纳起鞋底来。她俩鞋线扯得嗦嗦响，纳好鞋底又上鞋帮，四只耳朵听动静，两双眼睛观八方，边做针线活，边搞起“调查”来。但是等了半天，也没有半点儿动静，她俩心里纳闷极了。

太阳离西山只有两竿高的时候，杨大娘忽然听见屋里的后门响了，接着又听到水桶铁钩碰撞的声音。她俩惊喜地互相丢了个眼色，不约而同地喊了出来：“这回捉到了！”说着站起身就往屋里跑。

杨大娘刚进门，差点跟一个挑着水桶的人撞个满怀。她抬头一看，见这人身材高大魁梧，穿一身红军制服，正冲着她和二婶笑。望着他那双明亮的大眼睛，她觉得很面熟，但是又记不起在什么地方见过。二婶一下就认出来了：“呀，这不是毛主席吗！”

二婶拉着毛主席坐下，杨大娘赶忙端上一碗茶，说：“毛主席，你来沙洲坝不久，可处处爱护体贴老百姓，叫我们怎么感谢你呀！”

毛主席喝着茶，和两位红军家属聊起家常来，问她们：生活有没有困难？代耕队耕的田满意不满意？房子漏雨不漏雨？小孩子在列宁小学的功课好不好？一直谈到天擦黑，毛主席又要去挑水，非要把水缸挑满不可。杨大娘拗不过，只好答应了。

毛主席为杨大娘和二婶家挑水的事，很快就在村里传开了。

朱德的扁担

1928年，朱德同志带领一支红军队伍到井冈山跟毛主席会师。山上是红军，山下不远就是敌人。

井冈山上出产粮食不多，常常要抽出一些人到山下的茅坪去挑粮。从井冈山上到茅坪，来回有五六十里，山高路陡，非常难走。可是每次挑粮大家都争着去。

朱德同志也跟战士们一块儿去挑粮。他穿着草鞋，戴着斗笠，挑起满满的一担粮食，跟大家一块儿爬山。白天挑粮，晚上还常常整夜整夜地研究怎样跟敌人打仗。大家看了心疼，就把他那根扁担藏了起来。不料朱德同志又找来了一根扁担，写上“朱德扁担不准乱拿”八个大字。大家见了，越发敬爱朱德同志，不好意思再藏他的扁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