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苏联搞市场经济没有搞试点？

1. 为什么苏联搞市场经济没有搞试点？

2. 什么是苏联模式

所谓苏联模式，如果仅就其内涵本身而言，那可以从经济和政治这两个方面加以解释。 首先，从经济上来看，苏联模式表现为一个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它以国家政权为核心，以党中央为领导者，以各级党组织为执行者，以国家工业发展为唯一目的，以行政命令为经济政策，以行政手段为运作方式。总之，这是一个有鲜明特点的经济体制，它限制商品货币关系，否定价值规律和市场机制的作用，用行政命令甚至暴力手段管理经济，把一切经济活动置于指令性计划之下。它片面发展重工业，用剥夺农民和限制居民改善生活的手段，达到高积累多投资的目的。 其次，从政治上来看，苏联模式又表现为一个高度集权的行政命令体制。对内，它将权力高度集中于党中央，而党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组织，大多数情况下又是由个人意志所操纵的。这就造成了党政不分，共产党领导一切，直接发布政令，管理国家事务，民主集中制有名无实，社会主义法制被忽视甚至遭到践踏。干部由上级委派，领导终身任职，基本上不受群众监督，最后形成个人高度集权，并由此衍生出个人崇拜、官僚主义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从而严重损害了党和国家的正常民主生活。 再次，从对外关系上来看，苏联模式又是集中了严重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沙文主义和专制主义即封建农奴主式的作风于一体的大国强权体制。它不顾别国的国情，以社会主义阵营的老大哥自居，到处指手划脚，发号施令，对违反其意志的国家则严惩不贷，从舆论声讨、经济制裁直到外交孤立，甚至实行军事干预或占领，无所不用其极。结果造成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分裂，削弱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力量。 总之，苏联模式就是采用高度集中的经济政治体制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模式，它的要害关键则在于树立个人崇拜。它无情践踏了社会主义的民主和法制，以长官意志取代民主集中制，形成了自下而上的金字塔式的个人崇拜网，高踞塔顶的则是斯大林及其后任们。以批判斯大林个人崇拜而闻名的赫鲁晓夫为例，他自己就又在制造新的甚至超过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据一般统计，报纸刊登斯大林的照片，每年无非几十张，而赫鲁晓夫却年逾百张。1963年达到124张，1964年头10个月里竟刊登140次①，可见，制造和利用个人崇拜，正是苏联领导人用以指挥高度集中的经济政治体制的法宝。]

3. 苏联认可生产资料私有制什么时间

1921年——1929年，即新经济政策实施的时候
苏联在1921年3月开始实行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经济政策。新经济政策的一项重要内容是以征收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农民按国家规定交纳一定的粮食税，超过税额的余粮归个人所有，大大减轻了农民的负担。并且允许外资企业和国家暂时管理无力经营的企业，恢复商品货币关系进行调节生产的作用。这使小农占优势的苏俄找到了向社会主义经济过渡的道路。后来因斯大林上台而被逐步取消。

4. 苏联工业化模式的政策实施

在整个社会主义工业化实施的过程中，苏联党和政府，正是遵循这一方针，规划着社会主义建设的蓝图。在计划中规定的重工业增长指标都是较高的。比如第一个五年计划，工业中重工业与轻工业的发展速度之比为1.85：1，即重工业增长241%，轻工业则增长130%，以后尽管在实施过程中遇到种种困难和阻力，产生各种错误和问题，但以优先发展重工业为方针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还是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工业化开始的头两年，工业中的社会主义部分，从1924—1925年的81%增长到1926—1927年的86%。第一个五年计划执行到1932年，苏联工业总产值同1913年相比增加近二倍，工业产量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比重由五年计划初的48%增加到1932年的70%，制造生产资料的工业比重，从1928年的43%上升到·1932年的53.3%。同资本主义国家相比，就工业发展速度来讲，苏联已占世界第一位，就：工业产量来说，苏联已上升到世界第二位。第二个五年计划执行的结果同样地取得了很大成绩。到1937年，工业总产值比1932年增加了1.2倍，比1913年几乎增加了五倍。重工业在全部：工业中占57.8%。和资本主义世界相比，1937年资本主义世界：工业产量比1913年增长44.3%，而苏联在同一时期则增长了7.5倍，比资本主义世界发展速度快了14.3倍。这里要指出的是，苏联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虽然实行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但如果以此就说苏联一贯忽视轻工业，甚至把它说成主观上已不顾人民死活的程度，那也是不切合实际的。众所周知，由于实行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到二十年代末，轻工业的发展已不能适应需要，甚至影响了城乡物资交流和农产品的收购。苏联党和政府认识到了这一点，并曾不止一次地强调过加速发展轻工业，甚至提出过重工业与轻工业同时并举的设想。1930年6月，斯大林就曾指出过：“……重工业我们已经恢复了。只是需要使它继续发展。我们现在可以转向轻工业并使它加速向前发展。我们工业发展中的新现象之一，就是我们现在有可能同时加速发展重工业和轻工业”。8斯大林在这篇向联共(布)第十六次代表大会所做的报告中，还强调指出“抛开轻工业”是不应当的。事实上，在制定第二个五年计划时，苏联党和政府就曾十分重视发展轻工业，调整重：正业与轻工业的比例关系。第二个五年计划曾规定：在1933—1937年间，轻工业生产的增长率将由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的13.2%提高到18.5%，同一时期重工业生产的增长率则由40。1%降低为14.5%。如果按着这个计划所规定的指标发展，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轻工业增长速度将比重工业的增长速度快的多。第二个五年计划还规定了将人民群众的消费水平提高一至二倍。尽管由于种种原因，第二个五年计划执行的结果仍然是重工业走在了前头(重工业完成了计划的121.3%，轻工业完成了计划的85.4%，农业只完成了76.9%)，但由于苏联党和政府的努力，由于第二个五年计划制定时比较地重视了轻工业的发展，就使得它们之间的比例有所接近。试比较一下两个五年计划执行的结果：第一个五年计划，即1928—1932年重工业增长241%，第二个五年计划，即1933—1937年重工业增长140%，重要产品及日用必需品的生产甚至增加了两倍。轻工业增长95%。轻工业增长100%(近一倍)，某些从这两组数字的比较不难看出，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重轻工业之间发展速度的距离，比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缩短了。同时，人民群众的消费水平也提高了一倍左右。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1935年1月1日，苏联政府宣布了废除粮食、面粉和去壳的粮食的配给制，而由“国营的和合作社营的商店普遍广泛地出售粮食和其它产品”的法令。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结果仍然是重工业远远突破了原有计划指标，而轻工业，以至农业都未完成计划的指标，是有种种原因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则是由于1933年德国希特勒上台造成的国际紧张局势，使得苏联不得不修改指标加快重工业的发展速度。两个五年计划的完成，和第三个五年计划头两年计划的实施，在苏联已实现了社会主义工业化。

5. 什么是苏联模式？

苏联模式，即指苏联在长期的社会主义实践中形成的制度、体制以及建设社会主义的方针、政策。这个模式形成于斯大林时期，并不断得到强化和固化，但是在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出炉之后，去斯大林化，削弱集体化，国有企业趋于利润化，破坏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体制，最后在戈尔巴乔夫时期走向了鸟笼经济。
对于苏联模式的内涵，有各种各样的概括。总的来看，应包含两个层面：一是社会基本制度的层面，二是具体体制、机制的层面。

维护社会主义与凝固化
二战结束后，苏联国际地位发生根本改变，外部条件也大为好转，它不再是资本主义包围之中的“红色孤岛”。与此同时，战争胜利提高了斯大林个人及其体制的威望，而被战争强化了的苏联模式又按着惯性，不仅原封不动地用于战后和平时期，而且被凝固化、系统化和理想化。
苏联模式凝固化的标志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是在理论上全面肯定30年代形成的政治经济体制。这主要表现在斯大林1946年对选民的讲话和1952年发表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所表达的观点；其次是压制党内外出现的改革呼声。
这主要反映在对安德烈也夫和沃兹涅先斯基改革思想的批判；斯大林此做法是为了保证苏联社会主义不变质，斯大林死后正好验证了斯大林的观点。

6. 什么是苏联模式？

苏联模式，即指苏联在长期的社会主义实践中形成的制度、体制以及建设社会主义的方针、政策。这个模式形成于斯大林时期，并不断得到强化和固化，但是在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出炉之后，去斯大林化，削弱集体化，国有企业趋于利润化，破坏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体制，最后在戈尔巴乔夫时期走向了鸟笼经济。
对于苏联模式的内涵，有各种各样的概括。总的来看，应包含两个层面：一是社会基本制度的层面，二是具体体制、机制的层面。

维护社会主义与凝固化
二战结束后，苏联国际地位发生根本改变，外部条件也大为好转，它不再是资本主义包围之中的“红色孤岛”。与此同时，战争胜利提高了斯大林个人及其体制的威望，而被战争强化了的苏联模式又按着惯性，不仅原封不动地用于战后和平时期，而且被凝固化、系统化和理想化。
苏联模式凝固化的标志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是在理论上全面肯定30年代形成的政治经济体制。这主要表现在斯大林1946年对选民的讲话和1952年发表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所表达的观点；其次是压制党内外出现的改革呼声。
这主要反映在对安德烈也夫和沃兹涅先斯基改革思想的批判；斯大林此做法是为了保证苏联社会主义不变质，斯大林死后正好验证了斯大林的观点。

7. “苏联模式指的是什么

苏联模式是苏维埃时期苏联共产党建设社会主义的一种组织体系和思想体系。
这一模式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也存在诸多问题。苏联领导集团在对该模式进行改革过程中，出现了重大偏差，这最终导致了苏联社会制度的转轨。
其采用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它的关键要害在于树立个人崇拜。它践踏了社会主义的民主和法制基本原则，以长官意志取代社会主义性质的民主集中制，个人崇拜出现于斯大林时期，但赫鲁晓夫的改革不仅没有解决问题，反而导致官僚主义专政的官僚独裁的形成，这也成了苏联解体的因素之一。

维护社会主义与凝固化
二战结束后，苏联国际地位发生根本改变，外部条件也大为好转，它不再是资本主义包围之中的“红色孤岛”。与此同时，战争胜利提高了斯大林个人及其体制的威望，而被战争强化了的苏联模式又按着惯性，不仅原封不动地用于战后和平时期，而且被凝固化、系统化和理想化。
苏联模式凝固化的标志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是在理论上全面肯定30年代形成的政治经济体制。这主要表现在斯大林1946年对选民的讲话和1952年发表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所表达的观点；其次是压制党内外出现的改革呼声。
这主要反映在对安德烈也夫和沃兹涅先斯基改革思想的批判；斯大林此做法是为了保证苏联社会主义不变质，斯大林死后正好验证了斯大林的观点。

8. 真的是“苏联模式”吗

建国初期的全国高校院系调整，通常被认为是对前苏联高等学校体制的全面模仿。对这一问题，多部著作或论文都持一致看法，即认为20 世纪50 年代初新中国举行的一系列院系调整，是在学习前苏联经验这一政治决策基础上进行的教育调整。但是，的确如此吗?
一、院系调整是照搬前苏联模式的结果吗
    院系调整是照搬前苏联模式的结果，这一说法，溯源则或出自原高等教育部部长马叙伦在20 世纪50 年代中期总结1949 年以来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时的讲话: “中央人民政府于1952 年暑假进行了大规模的院系调整工作，依据前苏联高等学校制度，从庞杂纷乱的旧大学中取消院的一级，调整出工、农、医、师范、政法、财经等系科独立建院或与原有同类学院合并集中，并根据培养国家建设各项专门人才的需要． 结合各校师资设备等条件，普遍设立各种专业，根本改变了旧的高等学校设置混乱、系科重叠、教学脱离实际的状况，而使学校系科专业设置成为新型而能有效地为国家经济建设服务的途径。”
    对于“前苏联高等学校制度”，胡建华《现代中国大学制度的原点: 50 年代初期的大学改革》将“前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大学制度”概括为: ( 1) 单科大学与文理科综合大学构成的大学体制; ( 2) “大学—系”、系内设专业、教学研究组的大学内部组织结构; ( 3) 以专业为中心、按照统一的教学计划开展教学活动的教学制度; ( 4) 重视政治课教学。以培养专门人才为基本目标的课程体系。
    然而，前苏联模式确实如此吗? 和解放前中国参考的美国综合性大学模式相比，前苏联大学的设置确实显得较为专业化和理论化———由于宗教传统不同，俄罗斯在中世纪没有出现类似西欧的教会大学，因此俄罗斯在18 世纪以模仿西欧的方式建立起本民族的大学，1755 年成立的莫斯科大学，设哲学、法学、医学三个系，除因东正教教士的培养主要在修道院进行因此没有设立神学系之外，其它系科的设置与当时西欧的大学并无不同。在随后一个多世纪里，因学术自身的发展，在原有的哲学系的基础上，历史、数学、物理等专业逐渐分别独立建系。1930 年起，医学系从大学中分离出来独立建校，因此，前苏联大部分的大学的学科设置，按照解放前中国的院系设置，大体只相当于文、法、理三学院的范围。而中国在20 世纪50 年代初院系调整，也将大量原来的综合性大学的医、工、农、商、师范学院从大学分离独立或与同类学院合并建校，只在原有综合性大学保留文、法、理方面的学科，很自然地被认为完全是由于模仿前苏联大学设置的考虑。
    实际上，前苏联似乎并不存在一个明确地将大学分为文理科综合大学和单科大学的硬性规定。如医学学科，虽然前苏联大部分大学确实没有设立医学系，但1940 年并入前苏联的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的大学，始终保留着医学系。而东德地区，如柏林洪堡大学等原有医学系的大学，也并未在完全由前苏联的驻军和专员主导与控制下进行“民主改革”中按照某种假想的“单科大学与文理科综合大学构成的大学体制”原则进行改造和调整。总之，虽然卫生部领导的独立医学院为前苏联高等医疗教育的主体，但仍然有少量医学系保留在综合性大学之中。
    而且，从另一个角度也可以看出前苏联对大学“综合性”界限的态度。德国的高等教育传统是由高等工业专门学校等进行培养工业技术人员， “古典大学”则侧重学术和理论研究，然而，罗斯托克大学于1949 年成立了农学，次年又成立了造船工程学院，首开德国古典大学成立工科系科的先河。虽然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已经于1949 年10 月成立，但苏军占领当局仍然以“苏联监督委员会”的名义继续存在，考虑到20 世纪50 年代东欧的政治生态环境，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这一教育改革举措不大可能是在未得到前苏联“顾问”的许可下进行的。
    总之，虽然前苏联大学确实以文理法科综合型大学与单科大学为主要构成形式，来华专家也将这种构成形式作为前苏联高等教育的主要特征介绍给中国，但从实际情况看，这种特征在前苏联并不是一种不可逾越的绝对规则。而当时中国国内对这一情况似也并非一无所知，20 世纪50年代初，在中国国内，亦有高校教师指出，前苏联莫斯科大学原没有工科系科，但就在近期成立了具有工科性质的物理技术系，以此为依据对院系调整时一刀切的做法表示质疑。86 同时，尽管前苏联专家在介绍前苏联高等教育情况时将法律也定义为“不应属于大学”而应当成立单科性学院的系科，但实际院系调整之后，北京大学、复旦大学等仍然如前苏联莫斯科大学、列宁格勒大学一样，继续设立着法律系。
    所以，中国在20 世纪50 年代初期的院系调整，虽然确有大量借鉴参考前苏联的情况，但若将其原因简单概括为“移植” “照搬”前苏联模式，似乎也并不完全恰当。以文理法科综合型大学+ 单科大学为原则进行全面院系调整，更多的应该还是当时中国教育决策者认为此种构成方式最为符合其需要的结果。
二、是院系调整摧折了大学精神吗
    对于院系调整的评价，20 世纪50 年代中前期是全面肯定，1958 年起开始有所反思，从20世纪80 年代起至20 世纪90 年代，较为普遍的观点是对院系调整总体给予肯定，认为院系调整在扩大高等专业人才培养满足国家经济建设的需求方面，起了较为积极的作用。但同时也指出在具体院系、专业、人员调整方面由于仓促或武断，造成不少失误。而目前各大学撰写的学校史志，对本学校在院系调整中的情况，大体也是持这种态度，唯或出于为本单位考虑，通常更多倾向于强调本单位在院系调整中受到的损失，而对从其它学校抽调并入本校的院系在加强本校这一领域教学科研实力方面则往往有所淡化。
    进入21 世纪之后，也出现了一些新的观点，对院系调整采取近乎全面否定的态度，如认为院系调整“极大地削弱了我国大学教育的文化基础，导致我国大学毕业生缺乏对国内外文化的了解和基本的文化修养和艺术情操……”甚至称院系调整为“大学的终结”，以为“完整意义上的大学，自此从中国历史上基本消失。世人所谓大学，实质上不过职业培训、技术培训学校而已。”无可否认，20 世纪50 年代以后，中国大学生接受的人文教育熏陶确实不足，而高等学校课程设置则过分狭隘化、片面化，然而，将这些归咎于院系调整，笔者认为有失公允。
    毫无疑问，理工农医等科的大学生也需要接受一定程度的人文课程教育，然而，把未能实现这一点归因于单科性高等院校不再有人文社会科学院系，实在是一种缺少基本逻辑的说法。
    类似的逻辑也被泛化使用在院系调整时对各综合性大学工学院的分离上，认为成立以培养工程技术人员为目的的综合型或单科型工学院，不但造成工程技术人员缺乏人文素养，甚至还认为由于“理工分校”，造成了工学院学生自然科学基础的欠缺。然而，在前苏联，跨校听课其实是十分普通的情况，20 世纪50 年代中国留苏学生中，后来的国家科委主任、中国工程院院士宋健，就曾一面求学于包曼高等工学院，一面就读莫斯科大学夜校数学力学系。而翻译家白嗣洪，也曾在列宁格勒大学语文系攻读苏联文学及戏剧的同时旁听列宁格勒戏剧学院戏剧学系的课程。然而中国进行院系调整之后，很多文理综合型大学与综合性工学院，其实往往相距不，有些甚至不过一墙之隔，但却彼此不相往来，那么这种在教育上造成割裂的，究竟是院系调整，还是别的什么?
    又如，有观点认为独立的医学院，不但缺少人文社会科学环境，而且缺少理科研究的支持，以为只有如美国式的医学院附设于综合性大学的方式才是完美的。然而，弗莱克尼尔报告提出后的美国将专业医学教育作为研究生教育，医学院的招生对象是已经在本科阶段完成文理基础教育的大学毕业生。而这种组织情况，在院系调整前的中国也是不存在的，解放前中国的医学教育，仍然是建立在本科阶段就已确定作为医生学习的欧洲大陆医学教育方式，在院系调整之前，由于校舍和附属医院地理位置等原因，即使是附设于综合性大学的医学院，也往往与大学其他院系并不在一地，并拥有相当自主权，以1928—1932年之间的中央大学医学院( 后来独立建校为上海医学院) 为例，经院长颜福庆的争取，学院以“经济委员会”的形式行董事会之责，实际独立掌握学院的财务与人事大权，所谓“有了经济委员会的架构，医学院得以相对独立于南京的大学本部。由于地理位置也相对独立，使这些独立性更加凸现。”而从结果论的角度，当时中国最高水准的医学教学机构中，协和医学院、湘雅医学院、上海医学院，均为独立医学院。至于对未来医生的人文素养、科学基础的培养，按照中国小儿神经学科的开创者左启华对于留苏学习的回忆是，“苏联的医学教学不是把学生限制于医学本身，而是扩大到生物医学、心理学、社会学等广泛的学科领域。比如，学校要求医学生必须修读人文科学的课程，这对培养医学生的综合能力起到了重要作用。”显然，至少医学院独立建制这一行为本身，并不足以成为造成医生在知识或精神方面必然狭隘片面的原因。
    实际上，作为近现代大学源头的教会大学，长期是神学、哲学、法学、医学四个系科，只是到了19 世纪，而且很长时间内也仅仅是在美国，大学才将工科、商科、农科等领域包容进自己的课程设置，形成我们一般意义上的“综合性大学”，然而，如果认为只有综合性大学才能给予学生充分的人文熏陶、才能培养出大师而非匠人，那么，18、19 世纪，法国和德国在科学上的领先优势、在各个领域出现的璀璨群星，又如何解释呢? 或者说，美国综合性大学工学院、农学院、教育学院培养出的工程师、农艺师、教师们，相对于那些在法国、德国，以及后来前苏联的高等工业、农业、师范学校毕业出来的同行们，真得就具备了更多的人文修养、更全面的知识基础吗?
    或者说，当将问题简单地归咎于院系调整，归咎于大学不再综合的时候，是不是反而导致了对问题真实原因的忽视呢? 比如说，大学课程的单一化、狭隘化，究竟是“模仿前苏联”进行院系调整的结果，还是在专业课程无法减少、政治课程还不断增加的情况下把前苏联五年制课程压缩到四年制的结果呢? “重视政治课教学”被视“前苏联模式”的主要特征之一，然而20世纪50 年代中国留苏学生对前苏联大学政治教育的回忆却是“我的一个要好的苏联同学常这样对我说‘你们的政治学习就像我们的跳舞，你们的跳舞就像我们的政治学习’……我有时与那个要好的苏联同学谈论政治学习与跳舞问题，一次我问‘为什么你们很少政治学习，共青团活动基本上是组织到郊外旅游和一年十二个月轮流给大家过生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