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把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机遇，优化企业管理模式

1. 如何把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机遇，优化企业管理模式

第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实质是改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首先是改革，对象是体制机制，这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实质。离开了这个“改革”实质，去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会偏离本来的含义。实际上，仅从汉语语法上讲，不管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还是“供给侧改革”，都是一个偏正结构短语，“供给侧”是定语，“改革”是中心语，显然“改革”是中心意思。正如总书记所指出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本质属性是深化改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要改变我国供给侧的一些妨碍供给结构适应需求变化的旧体制。所以，虽然“三去一降一补”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大任务，但不是改革本身。关键是看，谁去做，以怎样的方式去做。改革的对象是体制，而不是问题或任务本身。
　　第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结构性改革。总书记强调，我们提的供给侧改革，完整地说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简称“供给侧改革”也可以，但不能忘了“结构性”3个字。实际上，我理解，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结构性改革，离了“结构性”的实质，谈供给侧改革就没有意义。结构性改革一词其实来源于西方，强调的是对产生结构性矛盾的体制问题，包括政府和社会、政府和市场、政府和企业关系进行改革，比如，欧洲的劳动力市场和福利制度改革。在我国，结构性矛盾更加突出，特别是产能过剩问题严重。这种问题的产生有特殊体制原因，主要是政府与企业关系扭曲。其实，供给侧原本不是问题，之所以有问题，是因为有一只“有形之手”在起反作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要理顺这些关系，让市场真正起到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该入土的“僵尸企业”，就让它“入土为安”。
　　第三，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等于供给学派的主张。总书记强调，我们讲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同西方经济学的供给学派不是一回事，不能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看成是西方供给学派的翻版。大家知道，供给学派是20世纪70年代在美国兴起的一个经济学流派。供给学派认为，生产的增长决定于劳动力和资本等生产要素的供给和有效利用。供给学派极力主张大幅度减税，认为减税能刺激人们多工作。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虽然也包括通过降低税费来减轻企业负担的要求，但不仅改革的性质与供给学派主张有根本的不同，而且改革的范围也要远远超过供给学派的主张。
　　第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等于结构调整。现在有一种误解，认为供给侧结构改革就是结构调整。其实，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虽然与结构性问题有关联，但无论是在内涵上，还是在具体措施上都不等同于结构调整。过去，结构调整通常采用经济的、法律的和行政的三种手段，更多的是采用行政手段。很显然，这次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虽然也不排斥必要的行政手段、法律手段，比如减少亏损补贴、停止僵尸企业贷款、依法实行企业破产等，但与以往不同，对结构的调整将主要是通过改革的办法，从体制机制入手解决问题。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正是对传统的调结构方式进行反思后做出的主动选择。
　　第五，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是搞新的计划经济。现在社会上有一种说法，认为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搞新的“计划经济”。这显然是误解。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键，是进一步激发市场主体活力，更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决不是要回到计划经济的老路上去。过去正是由于市场机制的作用发挥得不够，政府干预过多，导致市场不能及时出清，引发各种结构性矛盾。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虽然可能有各种不同的方案，但我认为，这样的方案，即使冠以“计划”之名，也不是原来意义上的计划经济了。现在需要的是体制改革，如果只调结构，而不改体制，就难免会陷入“过几年又来一次调整”的怪圈。这正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所要解决的问题。]

2. 从市场营销角度论述我国的供给侧改革

第一个误区，过度炒概念。各个流派的学者，大家都从自己角度来解释什么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如果仅仅停留在理论概念或学术层面，对推动改革是难有意义的。　　第二个误区，就是将供给侧改革等同于新计划手段。如果相关的部门和地方政府认为供给侧改革就是从供给侧搞规划，开始用政府之手有代替市场之手，可能会走向新供给主义倡导的“放松供给约束和解除供给抑制”的反面，变成了新计划手段干预经济的借口，现在已经有人提出了这种担忧。　　第三个可能的误区，因为强调供给侧改革，而忽略了需求侧。中国经济其实也存在明显的需求不足，也就是说，主张供给侧改革并不意味忽视经济增长的另一面，投资、出口、消费这三驾马车，虽不是财富的源泉和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但也是产品销售和价值实现的条件。所以，主张供给侧改革，不能将其与需求侧刺激相对立，实际在西部，基础设施投资等扩大总需求手段还是有很大空间。来自云掌财经望采纳谢谢

3.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工作的重点有哪些?

据报道，10月6日相关部门举行新闻发布会，发布会上相关负责人介绍了目前国有企业改革有关情况，并表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党中央在经济新常态下作出的一个重大战略决策，将重点从五个方面推进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工作。

一、率先化解过剩产能
2016年和今年1-8月份提前超额完成了，钢铁和煤炭两个行业都超额完成了国家下达的任务，钢铁化解产能占全国总量的80%，煤炭产能超过2亿多吨，占了73%，煤炭的过剩产能5510万吨，将把分散到各个企业的小的煤炭进行整合，该去除的去除，该整合的整合，超过1亿多吨。

二、“僵尸企业”的处理
截至目前500户“僵尸企业”和困难企业得到了整治和处理。中央企业所属“僵尸企业”和亏损企业整治以后，直属企业亏损大大减少，一年减少885亿。
三、降杠杆、减负债
建立风险控制体系，按行业确定负债警戒线，对高负债企业进行管控，到8月末平均资产负债率是66.5%，比年初降了0.2个百分点，基本稳定，还略有下降。

四、深入开展压减工作
一年来压减的户数达到了6395户，力度是空前的。6395户企业的减少，也减少了6395个总经理和若干个副总经理，整个集团总部“瘦了”，减少了，这个效果是明显的。
五、解决历史遗留问题
目前“三供一业”和离退休人员深化管理试点全面推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还有很多深层次要求，将进一步探索、进一步完善，我们将把这件工作进一步推向前进，通过业的努力在进一步推动我国经济迈向中高端水平中作出贡献。

4. 如何将国家推进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2016年是推进结构性改革的攻坚之年,发力点何在?21日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聚焦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明确诸多新论断、新政策、新举措,传递出一系列含金量十足的政策走向。

　　十个“更加注重”指明新常态下“怎么干”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中国经济新常态调控思路的重大创新。如果说上一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重点提出和阐释“新常态”的话,那么这次会议的着力点则放在新常态下“怎么干”。
　　“新常态是中国经济从量变到质变长期积累、发展演化的必然结果,一方面表明我国发展站上了新的平台,另一方面表明转型升级的任务依然繁重。”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张宇说。
　　正如会议所指出的,这是绕不过去的历史关口,抓紧做好工作,就能顺利过关。会议提出了经济发展、稳定增长、宏观调控、产业结构、城镇化、区域发展、生态环境、民生、资源配置、对外开放十个方面的“更加注重”,明确了新常态下工作的重点转向。
　　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主任张占斌说:“这十个方面从宏观到微观,层层深入递进,指向性鲜明,认识论和方法论兼具,政策性和针对性突出,为今后在新常态下如何开展经济工作提供了遵循。”

　　企业成本要六个“降”

　　“要开展降低实体经济企业成本行动,打出‘组合拳’。”会议明确明年将通过六个“降”帮助企业降低生产、经营各个链条成本:
　　——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降低企业税费负担,进一步正税清费,研究降低制造业增值税税率；降低社会保险费,研究精简归并“五险一金”；降低企业财务成本,金融部门要创造利率正常化的政策环境；降低电力价格,完善煤电价格联动机制；降低物流成本,推进流通体制改革。
　　“焕发企业活力是整个结构转型的基础,这次减税范围广、力度大,基本涉及全部政府调控范围,且切中时弊。”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张斌举例说,增值税目前是第一大税种,如降低税率会带来较大的减负空间。

　　提高财政赤字率强调“阶段性”

　　明年宏观调控政策总基调将保持稳定,但针对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一些新提法值得关注。
　　会议提出,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加大力度,实行减税政策,阶段性提高财政赤字率,并明确要保障政府应该承担的支出责任。
　　“针对当前既要适度扩大总需求,又要着力改善供给侧两方面的任务看,财政政策要承担更大的责任,阶段性提高财政赤字是必要选项。”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立群说。
　　今年我国赤字率约2.3%。张斌说,我国进入推进结构性改革攻坚阶段,适当提高赤字率,有助于保障民生支出,开拓减税空间,为企业降低成本。“当前提高赤字率仍有一定空间,但‘阶段性’强调的是要把握力度,不会引发财政风险。”他说。
　　张立群说,财政和货币政策不宜过度扩张,将更加注重可持续性,发挥稳增长的政策效应。

　　房地产去库存以“通”代“限”

　　“打通供需通道,消化库存”,“取消过时的限制性措施”……就化解房地产库存,会议作出一系列部署,最重要信号就是治标治本兼顾,供给侧与需求侧管理同时发力,在稳定房地产市场过程中,促进房地产业转型,形成长期消费预期。
　　——加快提高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和深化住房制度改革,通过加快农民工市民化,扩大有效需求,打通供需通道,消化库存,稳定房地产市场。
　　——落实户籍制度改革方案,允许农业转移人口等非户籍人口在就业地落户,使他们形成在就业地买房或长期租房的预期和需求。
　　——明确深化住房制度改革方向,以满足新市民住房需求为主要出发点,以建立购租并举的住房制度为主要方向,把公租房扩大到非户籍人口。
　　当前楼市高库存,一大症状就是结构性供需错位。供给侧管理就是要使房地产生产商提供更适销、对路、宜居的住房消费品:
　　——发展住房租赁市场,鼓励自然人和各类机构投资者购买库存商品房,成为租赁市场的房源提供者,鼓励发展以住房租赁为主营业务的专业化企业。
　　——鼓励房地产开发企业顺应市场规律调整营销策略,适当降低商品住房价格,促进房地产业兼并重组,提高产业集中度。
　　会议还提出,要取消过时的限制性措施。有专家分析说,这意味着过去采取的一些限购等临时性举措有望逐步取消,但这要看后续进一步动作。

　　化解产能过剩要“闯关过坎”

　　会议指出,当前我国经济中结构性产能过剩比较严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王一鸣认为,经济增速放缓,表面上是需求不足,实际上是供给结构不适应市场需求变化:一方面已有供给因为供大于求出现了过剩；另一方面部分需求缺乏相应的供给难以被满足。
　　专家认为,有效出清过剩产能是推进结构调整的核心。近期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不断下滑、工业价格持续回落,产能过剩是症结所在。一些行业的“僵尸企业”要得到有效妥善处置。
　　为积极稳妥化解过剩产能,会议强调,妥善处理保持社会稳定和推进结构性改革的关系。要尽可能多兼并重组、少破产清算,做好职工安置工作。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研究员王军表示,化解过剩产能要在化解存量和控制增量两方面同时发力。一方面要加快工业化、信息化深度融合,挖掘传统产业升级潜力,并通过国际产能合作、兼并重组等方式,促进市场出清；另一方面,严格控制增量,防止出现新的产能过剩。
　　“在这个过程中,要强调社会政策发挥兜底作用,减少给就业和社会稳定带来冲击。”他说。

　　扩大有效供给重在“补短板”

　　扩大有效供给,着力补齐短板是推进结构性改革的关键点之一。会议明确,要通过打好脱贫攻坚战、支持企业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培育发展新产业、补齐软硬基础设施短板、加大投资于人的力度、继续抓好农业生产等方面扩大有效供给。
　　“目前我国的供给存在着重复和过剩的情况,下一步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应着眼于提高供给的质量和效益,这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重要意义。”王军说。
　　“创新”在扩大有效供给的众多措施中成为亮点。会议指出,要支持企业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培育发展新产业,加快技术、产品、业态等创新。
　　王军说,针对一些落后存量,不能简单关门破产,创新就可以通过新技术对传统产业进行改造,达到用增量来化解存量的效果。

　　关键环节改革“齐发力”

　　推进结构性改革,必须依靠全面深化改革。会议对多个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明确提出方向和目标:
　　——国有企业改革,加快改组组建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财税体制改革,抓住划分中央和地方事权和支出责任、完善地方税体系等关键性问题加快推进；金融体制改革,尽快形成融资功能完备、基础制度扎实、市场监管有效、投资者合法权益得到充分保护的股票市场；银行体系改革,加快发展绿色金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完善个人账户,提高统筹层次；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解决好群众看病难看病贵问题。
　　“这些改革均突出了问题导向,全面深化改革将贯穿始终。”张立群说,国企改革为过剩产能调整、市场出清提供基本经济制度支持；财税、金融、银行等领域改革,兼顾稳增长和调结构；养老和医药卫生体制改革,针对结构性改革推进可能带来的下岗、就业等问题,强调基本民生兜底。

　　调动各方积极性积聚合力

　　尽管新常态提出已近两年时间,但时至今日面对新常态,依然有一些人或等待观望,或无所适从。专家指出,会议之所以强调坚持调动各方面积极性,目的是在全社会统一思想、统一行动,形成新常态下推动发展的强大合力。
　　国家行政学院研究员王小广说,调动各方积极性的核心是调动人的积极性,“我们有越来越丰富的人力资本,关键是如何通过政府职能转变、体制机制改革将富矿变为新的生产力。”
　　调动积极性,中央和地方两个方面不可偏废。会议谈改革政策,明确允许地方进行差别化探索,发挥基层首创精神；谈防范风险,提出要有效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做好地方政府存量债务置换工作。

5. 如何理解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需求侧改革的关系

供给侧：主要是通过劳动力、土地、资本、创新的改革来提升效率，提高有效的供给。如提升劳动者质量，土地的的确权与流动，投融资渠道的改善(包括战略新兴板)、加大基础技术的研发等都属于供给侧的改革;
消费侧：主要是指投资、消费、出口三个方面，通过对三者整体量的提升来促进经济的发展。
两者之间是相互促进的作用，可以简单理解消费侧注重经济总量，供给侧注重经济质量，国家发展的不同阶段会选择不同的着力重点。

6. 为什么国家现在在提倡供给侧改革

一、供给侧改革：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从提高供给质量出发，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矫正要素配置扭曲，扩大有效供给，提高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更好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需要，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用增量改革促存量调整，在增加投资过程中优化投资结构、产业结构开源疏流，在经济可持续高速增长的基础上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与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就是优化产权结构，国进民进、政府宏观调控与民间活力相互促进；就是优化投融资结构，促进资源整合，实现资源优化配置与优化再生；就是优化产业结构、提高产业质量，优化产品结构、提升产品质量；就是优化分配结构，实现公平分配，使消费成为生产力；就是优化流通结构，节省交易成本，提高有效经济总量；就是优化消费结构，实现消费品不断升级，不断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实现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
二、改革目的（进行供给侧改革）：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根本目的是提高社会生产力水平，落实好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要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从生产领域加强优质供给，减少无效供给，扩大有效供给，提高供给结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使供给体系更好适应需求结构变化。
三、改革措施：
1、宏观政策要稳，营造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
继续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使二者相互配合，协同发力。201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2016年宏观政策提出的具体要求，释放出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营造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的重要信号。
当前，世界经济和贸易低迷、国际市场动荡对我国影响加深，与国内深层次矛盾凸显形成叠加，实体经济困难加大，宏观调控面临的两难问题增多。2015年以来，在党中央、国务院坚强领导下，通过加强定向调控和相机调控，以结构性改革促进结构调整，实施稳定市场的有效措施，新的动能加速孕育形成，就业扩大、收入增长和环境改善给群众带来不少实惠。在此过程中，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功不可没。
2、产业政策要准，准确定位结构性改革方向：
中国整体经济结构不断优化，经济发展正加快向第三产业主导的形态转变。然而，在产业结构表现出显著改善的同时，结构性矛盾依然突出。
一方面，第三产业的提升潜力仍然十分大。与欧美等发达国家70%以上的第三产业比重相比，中国第三产业在经济总量中的份额仍然较低，还不到50%。
另一方面，中国工业体系中传统工业较多，新兴产业的增长难以弥补传统工业的萎靡，内部结构矛盾十分明显。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这为中国未来的产业结构调整政策指明了方向。
第三产业内部结构明显改善，整体水平提升明显，服务领域不断拓展，逐渐成为推动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之一。金融业与房地产业成为拉动第三产业发展的主要力量；传统服务业占第三产业比例下降，金融保险、计算机服务、物流配送等现代服务业发展迅速；社会化养老、休闲旅游、社区服务等新型服务业越来越受到关注。
3、微观政策要活，激发企业活力和消费潜力：
201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微观政策要活”。做到灵活的微观政策就是要通过完善市场环境、激发市场活力和消费者潜力，放活政策做活微观经济，充分释放生产消费活力和内部增长潜能，开创经济发展新局面。微观经济是经济形势的“晴雨表”、发展的“推进器”，放活微观政策是应对经济下行压力、积蓄发展新动能的现实需求。做活微观、提质增效对加快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现中国经济发展转型升级至关重要。
微观市场主体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是经济发展内生动力的不竭源泉。从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看，市场活力没有得到充分激发的关键因素之一，就是政府对市场主体干预得太多。因此，实现“微观政策要活”政策目标的重要途径就是要加快简政放权，推动政府职能转变。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部署要求，转变政府职能要以“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为基本思路，将该放的放下去，将该管的事管好，将该服务的服务到位，真正做到“放水养鱼”，激活微观经济。
①增强经济领域简政放权力度：
简政放权应避免各类部门“一刀切”，向经济领域适度倾斜。另外，简政放权应更加重视从企业生产经营全流程角度进行整体部署、全方位为企业松绑，避免各种抓大放小、抓实放虚、我抓他放等行为对改革红利的抵消，切实提高简政放权的“含金量”。
②简政放权应向小微企业和服务业倾斜：
政府应该从两个方面加强对小微企业的扶持。
一是降门槛，加快清理不必要的证照和资质、资格审批，给小微企业更多的“出生证”；
二是优服务，在财政、金融、人员培训、信息化建设等方面对小微企业倾斜，给小微企业适当地“喂点奶粉”，切实让新注册的800万小微企业尽可能地活下来，并以此带动“大众创业”“草根创业”的新浪潮。
③通过社会领域简政放权降低市场准入门槛：
社会领域的简政放权也不能裹足不前，而要齐头并进。
一是要进一步放宽民间资本的准入限制，鼓励民间资本为政府“补位”，加大教育、养老等社会领域的投入力度；
二是要对社会领域的各种评比、达标、认证、收费事项进行全面评估，该保留或下放的进行保留或下放，其余的则应尽可能取消，最大限度为企业“松绑”，切实降低市场门槛；
三是转移支付制度改革要跟上，使地方政府有能力也有积极性跟随中央步伐进行简政放权，为避免社会领域的“中梗阻”、打通“最后一公里”提供有力的支撑。
4、改革政策要实，加大力度推动改革落地：
适应和引领经济新常态，需要保持和增强战略定力，按照“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深入贯彻总书记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论述，加快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整体部署，敢于啃硬骨头、涉险滩，以前所未有的决心和力度，培育一大批改革的促进派，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最大程度地释放改革的新红利。
当前，全球经济仍然处于国际金融危机后的深度调整期，不稳定因素较多。走进新常态的中国正面临着很多前所未有的新矛盾、新问题和新挑战。在周期性和结构性因素的影响下，经济增长出现减速趋势，进入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的特殊时期，到了爬坡过坎的紧要关口。
与此同时，经济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包容、不可持续等矛盾依然非常突出，统筹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的每一项任务，担子都不轻，所面临的改革任务十分艰巨。化解产能过剩风险、增强结构调整动能、释放创新驱动潜力、保障民生期盼等重点问题，依然需要通过切切实实的改革来加以推动。
不深化改革，发展就难有活力、难有成效、难以可持续；不深化改革，存在的问题就可能更严重，甚至不能完全排除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改革过去、现在都是中国最大的红利，改革依然是中国发展的最大动力和关键一招。要推动中国经济发展提质增效、行稳致远，必须培育千千万万的改革促进派，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坚决破除各种利益的藩篱和体制机制的弊端，充分释放改革新红利。
5、社会政策要托底，守住民生保障的底线：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总体思路，必须实施相互配合的五大政策支柱，社会政策要托底是其中之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特别是化解过剩产能等，必然会影响部分群体的就业和收入，但这是必须要过的槛，必须要经历的阵痛。所以要更好发挥社会政策稳定器的作用，守住民生底线。特别是要把重点放在兜底上，要保障好人民群众的基本生活和基本公共服务，为结构性改革创造好稳定良好的社会环境。
就业是民生之本，要从全局高度重视就业问题。要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真正把促进就业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优先目标，选择有利于扩大就业的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创造更多就业机会。
①要实施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
实行有利于促进就业的财政保障政策。公共财政应向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导向的小型微型企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倾斜，财政支出逐步向民生倾斜，加大对困难群体的扶持力度；实行支持和促进就业的税收优惠政策。促进实体经济尤其是小型微型企业发展，减轻企业税收负担，充分发挥其在吸纳城乡劳动力就业中的作用。
完善和落实促进大学生、农民工、就业困难人员等重点群体就业的优惠政策；实行更加有利于促进就业的金融支持政策。要鼓励和引导金融机构支持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导向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服务业、小型微型企业发展，加大支持自主创业力度；实施鼓励劳动者多渠道、多形式就业的扶持政策。通过优惠政策和就业服务，扶持劳动者自谋职业、自主就业。
②要努力推进重点、困难群体就业：
切实做好以高校毕业生为重点的青年群体就业工作。继续把高校毕业生就业放在就业工作的首位。鼓励支持高校毕业生通过多种形式灵活就业。继续做好退役军人就业工作；推进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发展，为农村劳动力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要加紧消除流动就业的制度壁垒，进一步完善职业培训、就业服务、劳动维权“三位一体”的工作机制。
同时，要积极支持农民工返乡创业；加强对困难群体的就业援助。建立健全就业援助制度和工作保障制度，确保就业困难群体随出现随援助随就业。推进各类用人单位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扶持残疾人自主创业和灵活就业。做好妇女就业工作。
③加强配套措施改革：
一要全面提高就业能力。要加强职业技术人才的培养。加强职业技术教育和技工院校示范校建设，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职业教育和现代技工教育培养体系。重点支持急需紧缺行业技师培训，加强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建设。健全面向全体劳动者的职业技能培训制度。加强就业培训，加快构建劳动者终身职业培训体系，健全完善社会化职业培训网络。
二要提升就业服务能力。要加强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形成覆盖城乡的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体系。全面实行就业失业登记身份证识别系统，建设城乡人力资源基本数据库。要加快形成统一规范灵活的人力资源市场，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促进就业和配置人力资源中的基础性作用。加强人力资源市场信息网络建设，促进信息资源共享。
三要加强劳动者的保护措施建设。健全劳动标准体系和劳动关系协调机制，推进企业改善劳动条件。全面推行劳动合同制度，提高小微企业与农民工劳动合同签订率和履约质量。扩大集体合同制度覆盖面，提高集体协商的实效性。加强劳动保障监察工作，加大对用人单位和人力资源市场的监管力度，全面推进“网格化、网络化”管理。全违法行为预防预警和多部门综合治理机制，有效处置劳动保障违法行为引发的群体性事件。特别是要努力实现企业职工特别是农民工工资基本无拖欠。

7. 如何深化国有企业供给侧改革增强企业活力

一、转机制、增活力，积极推进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
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是增强国有企业活力，放大国有资本功能的根本手段。目前，全国国有企业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比例已经比较高，按资本测算整体超过了40%，个别竞争类国企甚至达到了80%以上。但在具体实践中，还有两个问题比较突出：一是混合所有制企业的治理机制和监管体制尚需进一步完善，难以满足市场化的要求；二是一些基础性和垄断性行业，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比例还非常低，非公资本很难进入。针对这两个突出问题， 《意见》推出了多项改革举措。
首先，在电力、石油、天然气、铁路、民航、电信等重点领域，选择一批国有企业开展混合所有制改革试点示范。这些领域都是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国有资本相对集中，国企大多以独资或绝对控股的形式存在，均存在着经营机制僵化、劳动生产率低下、竞争力弱等弊病。在这些领域开展混合所有制改革试点示范，有利于企业转变机制、去除弊病，降低社会公共成本。
其次，推动集团公司整体上市，支持具备条件的上市企业引入合格战略投资者。目前，从中央到地方的国有企业母公司绝大多数仍保持国有独资。尽管底下实现了“层层混合”，但由于母公司没有实现市场化，“老体制管新体制”，使得众多各层级子企业也难以实现真正的市场化。推动集团公司整体上市，或引入合格战略投资者，就是要破解国有大企业集团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最后一公里”问题。
第三，支持地方国有企业因地制宜开展混合所有制改革试点。中央和地方国有资产在结构、质量、规模和功能上都存在着很大差异，对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要求各不相同，国企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也不宜“一刀切”。在防止国有资产流失的红线范围内，允许地方先行先试，鼓励探索新手段、新模式、新机制，有利于激发地方改革积极性，也有利于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整体推进。
二、去产能、化僵尸，加快实施国有企业结构调整
在上一轮经济增长中，国有经济布局调整表现出两个特征：一是国有资本增量投资大量投向基础性领域和重化工行业；二是存量国有资本仍存在于大量不重要的行业和领域，退出和转移速度很慢，而且经济效益持续恶化。国民经济进入新常态后，国有企业这种“向重集中、过于分散”的结构特征面临着严峻考验。一方面，大量布局于基础性、资源性及重化工行业的国有企业面临着行业产能的严重过剩，利润大幅下滑，亏损面持续上升，经营遇到了严重危机；另一方面，大量低效率、低产出的国有“僵尸企业”又存在于各个行业，而且只增不减。调整结构、优化布局，已成为国有企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一项迫切任务。
去产能、化僵尸是今年国有企业结构调整的重中之重。上一阶段国有资本不断向钢铁、煤炭、有色等领域集中，从根本上决定了国有企业必然是当前去产能的主力军。譬如在煤炭领域，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收入占全行业的比例接近60%，煤炭上市公司中90%以上的市值都由国有控制，行业前20名企业中有19家为央企或地方国企。国有领域同样是“僵尸企业”的重灾区。与其他类型的企业相比，国有企业由于特殊的管理体制、特殊的政企关系、特殊的职工身份，更易成为僵尸企业，也更难出清。
去产能、化僵尸，既要政府主动作为，更要创新体制机制，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意见》明确指出，要制定推动中央企业结构调整与重组指导意见，加快剥离国有企业办社会职能和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制定并实施推动产业重组、处置“僵尸企业”的方案，优化存量、引导增量、主动减量。同时，《意见》也指出，要健全国有资本合理流动机制，完善企业退出机制。
三、破垄断、促开放，大力提升行业市场化程度
垄断行业改革是国有企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内容。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竞争使得国有企业在一些行业的渗透率大幅下降，譬如在钢铁行业，1999年国企收入占行业规模以上企业收入的比重为76.2%，之后持续下降，目前已不到三分之一。在石油天然气开采、烟草制品、供热供电供水等工业领域，及电信、民航、铁路等服务行业，国有企业凭借行业垄断地位，一直都保持着极高的渗透率和控制力。譬如在石油天然气开采业，1999年国企占行业收入的比重为99.8%，而到目前为止仍然高达近90%。行业垄断保护了国有企业，但同时也使国有企业失去了竞争力，是企业冗员严重、效率低下、内部三项制度改革滞后的根源。只有破除垄断、促进开放，提升行业市场化程度，才能迫使国有企业优化供给、提质增效。
破垄断、促开放，提升行业市场化程度，需多管齐下、多策并举。为确保成效，《意见》提出了多项改革举措。一是在重点领域实施混合所有制改革试点，鼓励发展非公有资本控股的混合所有制企业；二是加快推进重点行业改革。在2015年出台电力体制改革的基础上，今年将继续推出多项行业改革举措，包括深化电力体制改革、出台深化石油天然气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及配套政策、出台盐业体制改革方案等；三是放宽非公经济市场准入，消除各种隐性壁垒，尤其在重点行业的新兴领域，要向非公资本全面开放，目前在页岩气勘探开发、太阳能发电等新兴领域已都实现了向民营经济开放；四是深入推进价格改革，包括电价市场化改革、成品油价格市场化形成机制、天然气门站价格和管道运输价格等。

8. 方面解析：供给侧改革与供给学派区别

首先，二者包含的理论内容完全不同。
现代供给学派理论的核心内容，一是倡导并恢复对传统古典政治经济学中“萨伊定律”的信仰，极力宣扬供给会自动创造需求的信条，认为发展生产才能消除经济不均衡，实现充分就业并消除通货膨胀，并由此顺势推导出达致经济均衡的着眼点，应当是刺激国民收入方程式的生产方面；二是针对凯恩斯需求调控理论进行批判，极力否定需求自动创造供给的假设，主张经济应当由市场自动调节，反对凯恩斯需求干预政策。
与供给学派的这些系统理论表述不同，我国目前提出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我国政府通过“问题导向”推动和改进实际经济工作的思路，是针对性很强并且具有高度操作性的有效举措，尚未形成系统的理论内容。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思路的主旨看，它不是一般地否定需求方面的调控，而是强调在保持总需求适度的同时，侧重供给方面进行调整和改革。可以说，供给侧改革思路并不着重依据某个特定理论学派或反对某个学派，其可能形成的理论框架及其包含的理论内容，还有待于我国丰富多彩的社会实践来进一步深化，也有待于理论工作者对我国的新鲜经验和中国模式的进一步提炼和概括。
其次，二者产生的经济背景不同。
现代供给学派理论产生于发达经济体，是发达国家在经济发达阶段的产物，属于成熟经济中的供求总量在周期波动中如何实现均衡的理论；其依据的经济背景是在经济总量一定的前提下，总供求在经济周期中此消彼长相互适应的格局，其中决定经济规模边界的主要变量都已经达到最大。与之不同，我国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属于经济总量增长中的问题，是在推动经济规模扩展过程中根据相关条件，有时侧重供给方面发力，有时可能侧重需求方面出招，从而持续性推动经济增长和发展的问题。因为在我国经济中决定经济规模边界的变量，大多都处于低位待发展状态，保持中高速增长的潜力还很大。这与现代供给学派所赖以产生的经济背景大不相同。
构成经济背景差异的主要因素，首先是人口增长态势不同。人口规模是决定经济增长边界的重要因素。我国人口规模还未达到顶峰，而在大多数发达国家人口规模早已越过峰值，进入人口零增长或负增长阶段，从而由人口和劳动决定的经济潜力已经达到了边界。二是基础设施完善程度不同。基础设施是否完善是决定增长边界的另一重要因素。如果一个经济社会的基础设施已基本完善，则此经济体的经济增长潜力即接近最大可能。我国基础设施近三十多年来有了很大改进，但与发达国家相比差别仍然较大。三是城镇化程度不同。城市化率从人口区域结构变动角度决定经济规模边界，其制约作用是综合性的。我国城镇化还远未完成。而发达国家的城镇化早已结束，发达经济体早成为一元经济。为一元经济服务的供给学派理论不可能指导二元经济中的供给侧改革实践。四是失业性质与就业态势不同。发达国家作为成熟经济体，由于劳动总量已经达到增长边界，通常是在经济周期变化中出现结构性失业或周期性失业，现代供给学派的任务是消除这两种失业而保证正常生产。我国则不同，我国每年城镇新增就业人数以千万计，同时存在大量城镇登记失业人口，以及更大量乡村潜在失业农民。增量失业与潜在失业并存情况下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根本不同于现代供给学派所依据的周期波动失业的经济背景。
再次，二者面对及需要解决的问题不同。
现代供给学派面对的主要问题是西方世界普遍出现的“滞胀”难题，即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停滞同在，投资需求过度与高失业率并存，凯恩斯等理论学派的需求调控理论对此束手无策，从而催生了现代供给学派理论。然而，我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所面对的问题迥然不同。我国提出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从短期看主要针对的是生产质量和效率问题，比如减成本、增效益、补短板、调结构、减库存、降产能，而从长期看主要是解决如何推动持续经济增长，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社会需求。二者主要差异体现在，一是我国经济与发达经济的增加值财富含量不同。同样新增一个亿的GDP，发达经济GDP增加值中的技术含量和产品质量都要更高。二是我国经济与发达经济的匹配性有差别。我国新增产值中不配套问题严重，导致闲置甚至长期无用，从而增加库存量。三是我国经济多属于重型、汗水型、资源消耗型，与发达国家轻型经济结构不同。四是我国新生产产值中往往有很大部分是对往年GDP生产中破坏性伴生现象的补偿，这导致我国经济财富积累缓慢。而发达国家的基础设施如路、桥、楼房等真正实现百年工程，财富日积月累。五是我国目前人均GDP还很低，基数还太小，因此体现在供给侧的选择性上必然较小。面对如此不同的问题而提出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思路，必然根本不同于植根于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基础之上以消除“滞胀”为目标的现代供给学派。
最后，二者开出的治世“药方”和政策措施迥然不同。
针对发达经济体当年出现的“滞胀”现象，现代供给学派认定供给是需求的唯一源泉，认为供给能够创造需求，只要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产品就不会过剩，失业就不会存在；只要政府不对社会需求过度干预，投资也不会大于储蓄，通货膨胀也不会发生。因此，极力推崇政府政策应当刺激供给，其中减税是他们提出的最重要政策主张。总之，供给学派的核心主张就是以减税消除“滞胀”，实现经济总量均衡。
与此不同，针对并解决我国供给侧存在的问题，主要应当诉诸体制改革，将构成供给侧的生产要素如土地、劳动、资本、科技等所包含的经济潜力充分释放出来，以提供足够的有效供给。这必定是一个复杂的体制改革方案，除了应当继续增加出口、扩大消费等需求以及采取某些“减税刺激”外，需采取的改革措施涉及要素供给的方方面面。土地的供给涉及农民利益及房地产业，因而需要农村改革和房地产市场体制改革；劳动素质的提高需要改革教育培训体制，提高人力资本积累，劳动者数量依赖于生育政策和养老体制的改革；资本积累的提高与资本市场体制、金融体制的改革紧密相关；科技的供给则直接依赖于科技创新体制、教育体制、分配体制等的改革深化。所以，我国供给侧的问题主要应当依靠体制改革，即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来解决。这与现代供给学派主张改变刺激调控方式的对策根本不同。
当然，在涉及如此千头万绪的多种改革环节中，也应当抓住一个基本线索，笔者认为主要还是应当抓住资本积累及投资体制的改革，因为供给侧各要素体制的改革都离不开资本积累的支持。因此，不是通过货币增发而增加投资，而是通过资本积累及投资体制、财政税收体制改革，从而确定投资方向、激活投资主体，以增加各生产要素的有效投资量，从而解决供给侧的问题，进而实现经济的稳定增长。毫无疑问，通过一系列深刻的社会化基础设施改革，必吸引并积累大量新资本，推动供给侧有效供给。
概括而言，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思路根本不同于现代供给学派理论，不能够简单等同或照抄，需要结合中国改革与发展的现实情况，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我国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特色的做法和实践，进行深入的研究和概括，以发展和创新中国特色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从而引导我国经济社会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