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是否也有慈善事业存在呢？

1. 中国古代是否也有慈善事业存在呢？

中国古代也有慈善事业存在。养老院。明朝时，北京在万平县和大兴县设立了两家养老院。其中，万平养老院拥有12栋房屋，1080名老人。被收养的老人每月吃三斗米，每年吃一块布，基本上可以维持温饱。
隋唐宋。最大的特点是建立了官方慈善机构，如“悲伤的野战医院”、“病院”和福田医院。735年，唐朝在长安和洛阳设立了“病院”，专门收容无家可归的老乞丐。1063年，在宋朝的首都增加了北部和南部的福田住宅，以容纳首都的老人、年轻人、残疾人和病人。在冬天的时候，负责福田家庭的官员不得不到开封的街道和小巷去容纳孤儿、无助的老人和乞丐在福田的家里吃饭和住宿。1105年，宋朝廷下令各地建立福田院，收养孤寡老人，并按照每人每天一公升和钱世文的标准供养孤寡老人。



明清时期慈善机构往往是完整的。粥厂。在清朝，在北京建立了48家粥厂，遍布首都。主要工作是煮粥并分发给饥饿的人。每人每天按五粒米放锅，五点煮粥，煮好后按钟报时，挨饿的人就会收到。 婴儿室领养一个被遗弃的婴儿。氏族义村。它主要针对这个民族的当地人。其慈善事迹包括同情吴、扶养老人、献棺材、安葬、建义学、送棉衣、买文字和纸张、代葬、救急、水龙、放生动物、收集和掩埋路上漂浮的尸体等。



南北朝时期，有一个叫“孤园”的组织。这里是朝廷收容穷人和孤儿的地方。《梁·武帝集2》中记载“如果人们有单身老人和孤儿，他们就无法生存。东道县和东道县每周都会收养他们，并为他们提供食物和衣物，以结束他们的身体。他们还在首都建立了一个孤独的花园，孤儿和儿童可以返回，中国的头发不能出去。”“他们还在首都建立了一个孤独的花园，孤儿和儿童可以返回，中国的头发不能出去。这说明，早在当时，朝廷就开始对有特殊困难的群体给予优待。

.隋唐时期，“平民医院”开始存在，当时被称为“疾病救济工场”、“记忆安置所”、“记忆人工场”、“哀场工场”和“疾病康复工场”。通鉴正错》记载：“治德二年（757年），两市分别设立了疾病救济工场。后来，在各个州都很普遍，主要是在寺庙里；《高僧传》记载“纪念馆专门收留病人，男女分开居住，四点钟提出承办，并命令周给”；《唐慧瑶，第四卷，第十九卷，疾病作坊》记载“自长安以来，该国已设立特使和专家。这个国家是为孤儿保留的，同情穷人，尊重老人，从疾病中康复。”

2. 慈善的中国古代慈善史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慈善”的传统，早在西周时期，周王在中央行政官职中已设立地官“司徒”一职。而且，灾荒时期所采取的社会救助手段，被称为“荒政”。据《周礼·地官》记载，周王在中央行政官职中，设立地官司徒，助其教化国民，安定天下。有现代民政部部长部分职能的司徒，为做好民政工作要采取6项措施，即“以保息六养万民：一曰慈幼，二曰养老，三曰振(赈)穷，四曰恤贫，五曰宽疾，六曰安富”。所谓“慈幼”、“养老”、“振穷”、“恤贫”、“宽疾”、“安富”，用现代话来说，就是关爱儿童、老有所养、救济穷困、抚恤贫苦、优待残疾、安抚富人，这些正是现代慈善概念中的具体内容。这一时期的慈善活动，主要由朝廷来带动，灾荒时期所采取的社会救济手段，被称为“荒政”。到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都很重视慈善工作。如“春秋五霸”之一的吴王阖闾，《左传·哀公元年》记载，每次发生天灾瘟疫，他都会亲临灾区，看望民众，安抚孤寡，资助贫困。春秋战国时期的民间慈善活动比较简单，行为之一是直接在路边给需要救助者提供饭食，此即所谓“施粥”。施粥赈饥虽然简单，却是最受欢迎的一种慈善行为，为中国历代所继承。东汉末兴平元年(公元194年)秋，京畿大旱，灾民遍野。《后汉书·献帝纪》记载，当时的皇帝刘协(献帝)，便安排身边大臣侯汶，“出太仓米豆，为饥人作糜粥”。民间施粥更为常见，过去俗称“吃大户”。如北魏太和七年(公元483年)，冀州和定二州闹饥荒，地方贤良人士“为粥于路以食之”。《魏书·孝文帝本纪》记载，此举救活了数十万人。一直到晚清，放粮施粥都是中国古代慈善家们的首选。现代拍摄的清宫戏中，不时会有大善人，支起大铁锅熬粥赈济灾民的镜头。中国古人有自己的一套慈善理念，《礼记·礼运》中是这样说的：“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这句话的大概意思是，人们不能仅奉养自己的父母，养育自己的孩子，而是要让天下的老年人都能享受其晚年，青壮年能为社会效力，儿童能顺利地成长，年老的鳏夫、年迈的寡妇、孤儿、无子老者、残疾人都能得到社会的关爱，这样才算“大同社会”。“养疾之政”，是古人做慈善的又一主要内容，给包括灾民在内的老、弱、病、残者诸弱势群体，提供基本的医疗服务。如西汉元始二年(公元2年)，不少地方发生旱灾，并发蝗灾，随之暴发疫情。《汉书·平帝纪》记载，当时朝廷采取的办法是，“民疾疫者，舍空邸第，为置医药。”虽是防疫情扩散的一种隔离措施，事实上也是慈善行为。到了南北朝时期，民间慈善活动更为活跃。当时最著名的慈善家之一、南朝齐竟陵王萧子良开仓赈灾，《南史·齐文惠皇太子传》记载，他还与文惠皇太子萧长懋一起，创办了“六疾馆”，专收贫病不能自立者，即所谓“立六疾馆以养穷民”，时间在公元五世纪末六世纪初。“六疾”语出《左传·昭公元年》，泛指多种疾病。借此开办的“六疾馆”，被现代慈善界认为是中国最早的慈善机构之一。之前的刘宋朝，已颇重视社会救济工作，《宋书·明帝纪》记载，泰始元年（公元465年），刘彧（明帝）刚当上皇帝即下诏，“鳏寡孤独，癃残六疾，不能自存者，郡县优量赈给。”稍后的北魏也有善举。《北史·魏本纪第四》记载，永平三年十月，皇帝元恪(宣武帝)，“诏太常立馆，使京畿内外疾病之徒，咸令居处”。搞慈善需要有足够的经济实力，这是古今公认的。那么，古代做慈善的资金从哪来？从史料来看，与现代一样，古代慈善资金主要来源于国家财政拨款和民间捐款。古代民间做慈善最活跃、最热心的人群是出家人。佛教的宗旨是普度众生，行善济人，投身慈善活动也是出家人的必然选择。上面提到的中国最早慈善机构“六疾馆”，其创办人竟陵王萧子良和文惠太子萧长懋都崇信佛教。运作最成功、影响最广的佛教慈善机构，是唐代的“悲田养病坊”。佛教有“五福田”一说，“悲田”即其中之一田，主要用来布施贫病孤老，“悲田养病坊”的名称因此而来。在唐朝，悲田养病坊遍及各地。其经济来源，早期靠信众的奉献和寺院自有田产的收入。由于悲田养病坊具有良好的社会救助功能，对解决民生问题、维护社会稳定作用明显，因此朝廷十分重视，主动介入管理。朝廷介入以后，由国库提供的资助成为一大经济来源。这方面的资助包括生活资料的援助，提供粮食、救灾杂物等。《新唐书·百官志四上》“左右金吾卫”条中，便有送给养病坊敝幕、故毡的记载；李漼(懿宗)当皇帝时，还给各州县的病坊“赐米”。二是官方直接投资、划拨田产。李隆基(玄宗)当皇帝的开元年间，便实行“官置本钱收利给之”的做法，使悲田养病坊的“现金流”有了保证。尽管悲田养病坊这一慈善机构在唐后期因“灭佛”运动的出现而风光不再，但对以后中国慈善事业的影响相当深远，五代的“悲田院”、“养病院”，宋代的“福田院”、“安济坊”，金代的“普济院”，明清的“养济院”等慈善机构，都受到了悲田养病坊慈善模式的影响。与官方投资相比，募集和民间捐献，则一直是古代慈善机构和福利组织最为稳定的经济来源，它不止可避免官方投入易受执政者好恶的限制，而且可以影响整个社会，调动全社会的力量参与，特别是遇到大灾大疫、官府财力不足时，民间经济来源便显得特别重要。古代官方慈善工作做得最好的应该是宋代。宋代在各个领域都出现了相应的慈善组织，收养乞丐、残疾者和孤寡老人有“福田院”、“居养院”；病有“安济院”、“惠民药局”；死有“漏泽园”；儿童有“举子仓”、“慈幼局”……这些都是官办性质的慈善组织和福利机构。由于官府鼓励民间参与慈善活动，所以出现了不少由私人主持的有一定规模的慈善机构。如著名理学家朱熹，曾在建宁府崇安县开耀乡创设“社仓”，备荒救灾，地方政府拨给一定的平价粮，由乡间人士负责经营管理。“先天下之忧而忧”的范仲淹，则在苏州创设“义庄”，置良田十余顷，将每年“所得租米，自远祖而下，诸房宗族，计其口数，供给衣食及婚嫁丧葬之用”。刘宰、黄震、真德秀等中国古代著名的慈善家都是宋代人。到了明清时期，民间慈善组织进一步壮大，几乎涉及所有社会领域。当然，这与其经济来源较为充足不无关系。捐助是明清慈善组织经济的主要来源，与唐宋时期由官方主导的慈善活动区别明显。而且，这一时期慈善经费来源的渠道丰富，特别是到了清代，捐助慈善活动成为一种社会风气，参与群体广泛，当官的捐养廉银，士绅捐房产，地主捐田地。明清时期，社会上以“会馆”形式出现的各种新型互助救济组织，则直接推动了民间慈善事业的大发展。会馆，是一种地缘性、行业性十分明显的乡帮组织，其开馆目的是“答神庥、笃乡谊、萃善举”。说白了，会馆就是老乡和同业者的互助平台，其作用突出表现在捐资助学、助丧、施医、济贫诸方面。如清代福建人陈宗蕃在北京创设的“福建同乡会馆”，开宗明义为“乡中试子来京假馆之所，以恤寒而启后进也”；徽商所开设的会馆还常附设“殡舍”、“义冢”、“义庄”，为死者、病者提供免费服务。明清慈善活动的经济来源，除了个人自愿捐资方式，还有“分摊集资”和“抽取提成”两种较为常用的办法。分摊集资好理解，就是入会者平均摊捐款项。而抽取提成，则是根据各入会者生意和收入的大小、多少而定，如清光绪三十二年，苏州“石业公所建立学堂兼办善举”，其常年用款便是采取抽提的办法，由17家石作坊议定，“每做一千文生意，提出二十文；每工一日，捐钱四文”。需要说明的是，古代有不少时候的捐款都带有强制性质，对不能及时捐付款项者有强制“罚款”的规定。如清嘉庆二十二年北京药行议定：每年正月初一要准时到会馆交银钱，“毋得迟延。如午刻不到，罚银二两。”

3. 古代有慈善机构吗？

古代是有慈善机构的
中国古人有一套超前的慈善理念，《礼记·礼运》讲：“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大概意思是，人们不能仅奉养自己的父母，养育自己的孩子，而是要让天下的老年人都能享受其晚年，青壮年能为社会效力，儿童能顺利地成长，年老的鳏夫、年迈的寡妇、孤儿、无子老者、残疾人都能得到社会的关爱，只有这样才算“大同社会”。从上古到近世，历朝历代都非常理视慈善救助事业。
1.上古时期。
重点是对老年人实行养恤优抚，将七十岁以上的老人分为“国老”和“庶老”，分别在不同的慈善养老机构供养，并依据老年人年龄和生理状况给予相应的饮食待遇和日常护理。

2.西周时期。
在统治机构之中，专门设有地官司徒掌管荒政、安抚民众等，其职能有六项，“一曰慈幼，二曰养老，三曰振(赈)穷，四曰恤贫，五曰宽疾，六曰安富”，都与慈善相关。同时，还有“养疾”即帮助国人祛灾难除疾的传统，一方面，通过祭祀活动祈求上苍天保佑国人；另一方面对患病无医的国人集中治疗。

3.春秋战国时期。
一是围绕救灾减害，设立了平籴制度，将丰年与灾年各分成大、中、小三等，丰年由官府买入粮食，灾年则由官府卖出粮食，确保老百姓在灾年不致于饿死。二是为了扩大人口数量，推行鼓励生育的政策，对生育的妇婴给予特别照顾，免征幼儿的人头税。

4.秦汉时期。
一是大规模兴建“常平仓”，以备灾荒赈恤之用。每遇到灾荒之年，朝廷往往颁布诏谕、开仓调粟。《后汉书·献帝纪》记载，当时朝廷“出太仓米豆，为饥人作糜粥”。二是继续推行“养疾之政”，给包括灾民在内的老、弱、病、残等弱势群体，提供基本的医疗服务。公元2年，各地普发蝗灾和疫情。朝廷采取的办法是，“民疾疫者，舍空邸第，为置医药。”这既是防疫情扩散的隔离措施，也是一种国家慈善行为。三是颁布养老令，要求人们尊老敬老，体恤孤寡，并赐予其粟、帛等物品，以终其老。

5.魏晋南北朝时期。
一方面，国家慈善机构进一步规范化。公元521年，南朝梁武帝在京城建康创办“孤独园”，“ 孤幼有归，华发不匮，若终年命，厚加料理。”这个孤独园相当于后世的孤儿院、孤老院之类。另一方面，以以士族官僚为主体的民间慈善活动开始活跃。南朝齐竟陵王萧子良与文惠皇太子萧长懋一起，创办了“六疾馆”，专收贫病不能自立者，被现代慈善界认为是中国最早的慈善机构之一。

6. 隋唐和两宋时期。
最大的特点是“悲田院”、“病坊”、 福田院等官方慈善机构的设立， 公元735年，唐朝设“病坊”，专门收容长安、洛阳两地无家可归的老年乞丐。1063年，宋朝京城增设南北福田院，收容京城老幼废疾之人，每当隆冬时节，主管福田院的官吏，就要走上开封的大街小巷，把流浪街头的孤儿、无依无靠的老人以及乞讨的贫民，一起收容到福田院，供给食宿。1105年，宋朝廷又命各地州府都建立福田院，收养孤独老人，按每人每天米一升，钱十文的标准供养。

7.明清时代。
慈善机构趋于完备。主要有：① 养济院。明朝时北京在宛平、大兴两县分别设养济院两所。其中，宛平养济院有房十二栋，收养老人达1080名。收养的老人，每月发给米三斗，每年给布一匹，基本可以维持温饱。②粥厂。清代北京设立粥厂48所，遍布京城的四面八方。主要工作是煮粥散给饥民，每人每天按五合米下锅，五更煮粥，煮好打钟，由饥民领取。③育婴堂。收养被遗弃的婴儿。④宗族义庄。主要针对本地本族民众，其善举包括恤婺、赡老、施棺、掩埋、建义学、施棉衣、收买字纸以及代葬、济急、水龙、放生、收瘗路毙浮尸等诸多事宜。

4. 古人是如何做慈善事业的？

　　古代官方慈善工作做得最好的应该是宋代。宋代在各个领域都出现了相应的慈善组织，收养乞丐、残疾者和孤寡老人有“福田院”、“居养院”;病有“安济院”、“惠民药局”；死有“漏泽园”；儿童有“举子仓”、“慈幼局”……这些都是官办性质的慈善组织和福利机构。

　　与此同时，官府鼓励民间参与到慈善活动中来，出现了不少由私人主持的有一定规模的慈善机构，诞生了一批“慈善明星”。如著名理学家朱熹，在建宁府崇安县开耀乡创设“社仓”，备荒救灾，地方政府拨给一定的平价粮，由乡间人士负责经营管理。

　　同样的，“先天下之忧而忧”的范仲淹，则在苏州创设“义庄”，置良田十余顷，将每年“所得租米，自远祖而下，诸房宗族，计其口数，供给衣食及婚嫁丧葬之用。”刘宰、黄震、真德秀等中国古代慈善明星，都是宋代人。

　　到了明清时期，中国古代民间慈善组织进一步壮大，几乎涉及所有社会领域，系中国古代民间慈善组织最为活跃的一个时期。而明清民间慈善活动能得广泛开展，与其经济来源较为充足不无关系。

捐助是明清慈善组织经济的主要来源，与唐宋时期的慈善活动由官方主导，区别明显。而且，这一时期慈善经费来源的渠道丰富，特别是到了清代，捐助慈善活动成为一种社会风气，参与群体广泛，当官的捐养廉银，士绅捐房产，地主捐田地。

　　明清时期，社会上以“会馆”形式出现的各种新型互助救济组织，则直接推动了民间慈善事业的大发展。

　　会馆，是一种地缘性、行业性十分明显的乡帮组织，其开馆目的是“答神庥、笃乡谊、萃善举”。说白了，会馆就是老乡和同业者的互助平台，其作用突出表现在捐资助学、助丧、施医、济贫诸方面。

　　如清福建人陈宗蕃在北京创设的“福建同乡会馆”，开宗明义为“乡中试子来京假馆之所，以恤寒而启后进也”;徽商所开设的会馆常附设“殡舍”、“义冢”、“义庄”，为死者、病者提供免费服务。

　　明清慈善活动的经济来源，除了个人自愿捐资方式，还有“分摊集资”和“抽取提成”两种较为常用的办法。

　　分摊集资好理解，就是入会者平均摊捐款项。而抽取提成，则是根据各入会者生意和收入的大小、多少而定，如清光绪三十二年，苏州“石业公所建立学堂兼办善举”，其常年用款便是采取抽提的办法，由17家石作坊议定，“每做一千文生意，提出二十文;每工一日，捐钱四文”。

　　需要说明的是，现代慈善活动中不时发生的“逼捐”现象，在古代也存在，不少时候的捐款，都带有强制性质。不只如此，对不能及时捐付款项的，还有强制“罚款”规定。如清嘉庆二十二年北京药行议定：每月正月初一要准时到会馆交银钱，“毋得迟延。如午刻不到，罚银二两。”

　　至于用行政命令要求捐款的，就更多了。如康熙三十四年四月初六临汾大地震后，山西便发要求全省的公职人员捐款赈灾，给灾民建房子，不捐不行。

5. 古代有没有慈善家这个说法

春秋战国史上有一位著名的慈善家范蠡，他是春秋后期越国大政治家，他曾经帮助越王勾践复国雪耻，后来乘扁舟流落江湖经商，而且变名易姓为陶朱公，在商业经营方面颇有一套成功经验。但人富志更高，几次将经营所得的巨额钱财，接济穷人。《史记》称他“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再分散与贫交疏昆弟”。是说十九年间三次获得千金之富，但三次把这些钱财接济他周围的穷朋友与困难兄弟。史上称赞他是一位“富好行其德”的大善人、大慈善家。 

唐宋元明以后的民间慈善家，史上记载不少，在慈善史上有名的大善士则可推北宋时期的大峰和尚。他大约生活在北宋徽宗宣和年间，事迹已记载在中国和东南亚各国史籍中，主要慈善事业以修桥为民造福为主。北宋徽宗政和六年(1116年)，这位佛学大师从福建来到广东潮阳，自己募捐筹集资金，在潮阳修建和平桥，含辛茹苦历经十二年，至宣和末南宋初年建成。当地居民感恩戴德，在桥旁建立了“报德堂”以祭祀他。从此，广东潮汕地区慈善事业和慈善机构日渐兴盛，都源于这位佛教大善人。

东汉光武帝的外祖父樊重，就可以称得上为当时的大慈善家，据《后汉书》记载，他曾经借贷给贫困人家数百万，到时候将这些人的借债文契都一一削劈焚毁，使诸借贷人十分感动。他家里有不少“池鱼牧畜”，凡有求鱼及牲畜者，有求必应。东、西汉有许多身为地方官吏而同时又是当地慈善家的，如西汉宣帝时的黄霸、在任扬州刺史时，常常鼓励乡亭小吏畜养鸡猪，到时候施舍给那些鳏寡贫穷户。他在任泉州太守时，也不时“养视鳏寡，赡助贫穷”，大行慈善事业，后来当时社会秩序良好，达到“田者让畔，道不拾遗”的状态。西汉名臣召信臣，则在郡大兴水利，“躬劝耕农”，大行善事，以致郡内殷富，他被百姓尊为“召父”。东汉的大臣和地方官中，也有不少慈善家，如光武帝时的名臣宣秉，他官至三公九卿，被皇帝尊为“三独坐”，权势很大，但他一生节约，从不乱花，“服布衣”，“蔬食玉器”，但把他历年所得薪俸，尽数赠与贫苦亲族和孤寡之家，以致逝世时，“自无担石之储”。光武另一名臣王丹，虽“家累千金”，但把他财富全部赒济贫困百姓，博得“好施周急”美名。最有意思的，是每当农忙时节了，他带着酒菜到田间，专门奖励那些勤于耕作的人，以示奖励。 
南北朝时，民间也常有慈善家，在地方大行善事，北魏时有“良吏”路邕，任魏太守时，每天从家中自出粟谷，去赈济贫苦百姓，另一良吏闫庆胤，任东泰州敷城太守，正遇荒年，庆胤把自家千余石粟米“赈恤贫穷”，使多家困难家庭得救。 
最值得表彰的是隋朝“循吏”公孙景茂，隋文帝时，有伐陈之役，征途中有许多兵士不服水土而患病，景茂自求用自己的薪俸为这些病兵求医煮粥熬药，从他手中因之存活者达到一千多人。后来他任道州刺史时，又动用自家薪俸和家产购买大量鸡猪牛犊，“散惠孤弱不自存者”。另一位隋朝著名循吏辛公义，其慈善行为更为感人。史载他出任四川岷州刺史时，当地多灾多病，而百姓又特怕染病，“一人有疾，即合家避之”，以致“父子夫妻，不相看养”。辛公义决定用自己模范行为感召百姓，当暑月疫情严重时，他让部下将境内所有疾病患者都用麻板抬到自己家来，病人达到数百，厅堂和走廊都住满了，他自己亲设一榻与病人住在一起，终日连夕与病人相对询问。这一期间所得的薪俸全部用来买药给病人医治，还亲自料理病人饮食起居。结果病人全部痊愈，也从此改变了地方的陋习。 
唐宋元明以后的民间慈善家，史上也记载不少，在慈善史上有名的大善士则可推北宋时期的大峰和尚。他大约生活在北宋徽宗宣和年间，事迹已记载在我国和东南亚各国史籍中，主要慈善事业以修桥为民造福为主。北宋徽宗政和六年（1116年），这位佛学大师从福建来到广东潮阳，自己募捐筹集资金，在潮阳修建和平桥，含辛茹苦历经十二年，至宣和末南宋初年建成。当地居民感恩戴德，在桥旁建立了“报德堂”以祭祀他。从此，广东潮汕地区慈善事业和慈善机构日渐兴盛，都源于这位佛教大善人。清朝至民国，由大峰法师影响而兴起的汕头市存心善堂，成为南方声望最著的慈善机构。1929年当地人所写的《祖师纪录碑》，详细地记载了这约距今位一千年的慈善大家的生平善事：“宋大峰祖师，闽人，为宣和时高僧……劝喻潮人造桥、修路、施棺、殡殓、救人、赠药、赈灾、恤困等善举，毕生不倦，开化潮人不少……各县遂风起云涌，奉祖师神像，力行善举”。大峰慈善思想还流传海外，在泰国曼谷也建立了大峰祖师庙，成立有关民间慈善机构，在此基础上于上世纪90年代兴办了泰国华侨崇圣大学。可以说，大峰是一位国际性的慈善家。 
明末清初，我国江南地区的民间慈善事业形成一个高潮。那时许多具有进步思想的知识分子纷纷成立地方慈善组织，一方面互相联络感情，反对宦官黑暗统治，集会抨击腐败政治，另一方面对社会实施有效救济，遇寒者给衣，饥者给食，病者施药，死者施棺，有的还筹集经费，给贫困儿童办学。以著名的东林学派主将高攀龙、钱一本、陈幼学、叶茂才等组织的同善会，便是这样的一个民间慈善团体。最初在明神宗万历年间由河南人杨东明在河南虞城始办，后来中心迁至江苏武进，地区扩大到无锡、嘉善等江南许多县区。同善会慈善事业主要内容是向社会宣扬良好的道德风俗，收养生活无着的贫困孝子、节妇和贫老病者，资金由同善会员集体募捐。同善会的慈善活动，引起国内外学者的重视，日本学者夫马进专门著有一本小册子《同善会小史》。在同善会的基础上，清代江南民间慈善事业更大规模发展，据有关史料统计，仅苏州一地，即有各种名目的社会慈善团体一百二十多个，上海地区也有八十多个慈善组织。这些慈善组织有的建起育婴堂，专收弃婴抚养，有的办所谓仁济堂、同仁堂，给穷人免费供给医药。由于有些地方官员的介入，有些慈善组织资金雄厚，史载乾隆年间无和县的一处育婴堂拥有土地一万三千多亩，一次即得到官助银一万二千多两。明清由士大夫筹办的慈善组织，还定期向广大群众讲学，宣传他们的慈善主张。日本学者酒井忠夫专有一部《中国善书的研究》，就专门研究明后期东林派慈善家高攀龙等的慈善文化和慈善学术的。 
清朝还有两位慈善家也是应当提出的，一位是陶澍，另一位是大名鼎鼎的林则徐。陶澍是清朝道光年间的封疆大吏，他曾任官至两江总督的高位，在慈善事业以主持丰备义仓而知名。道光三年至五年（1823—1825年）时，陶澍任安徽巡抚，恰逢大火灾，他开始考虑建立一座防备灾荒的民间义仓，定名为“丰备义仓”，意思是“以丰岁之有余，备荒年之不足”。到道光十五年（1835），陶澍已任两任都督，终于和部下任江苏巡抚的林则徐把丰备义仓建成，地址选在江宁、苏州地区。这年年初，林则徐在苏州城里修筑了十间大小仓库，从无锡买粮存放。因为地在今江苏长洲、元和和吴三县，历史上把这座民办公助的救灾仓库命名为“长元吴丰备义仓”，从1835年至1860年二十多年间，这座义仓有效地起着荒年赈灾的作用。鸦片战争后，林则徐被流放到新疆。他在边区伊犁又一次自己捐款兴修了龙口渠，为新疆人民谋了福利，完成了一生中最后一次为国为民的慈善事业。清朝晚年，长元吴丰备义仓完全由官民合办转手为当地士绅联办，慈善事业规模越来越大，不仅灾荒赈济粮食，还筹建“协济粥厂”，后来又兼管失业机户的救济。清末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还创办一所专收贫困家庭孤苦儿童的“儒孤学堂”。最后又扩建一所解决流亡人口和贫民子弟就业的“贫民习艺所”，相当于现在的技工学校。这样长元吴丰备义仓就成为一所综合性的慈善机构了。 
时至19世纪90年代，西方新思潮不断传至我国，一些西方慈善思想也流传到我国学术界，我国传统的慈善事业受到冲击。晚清思想家郑观应在一篇题为《善举》的文章中，列举了西方各国的慈善机构，主张中国也应通过官绅合力，遍设西方式的善堂。我国传统的慈善事业也逐渐转变为近代公益事业。 
我国传统的慈善事业与西方世界的慈善思想有共同的地方，即我国古代慈善事业源于古代儒家的民本思想，这和西方文艺复兴以来所倡导的人文主义是一致的。但二者也有不同之外，即近代慈善公益活动，不仅仅限于对鳏宴孤独、贫病残疾之人的救济，更侧重于面向社会大众，使慈善事业不光是消极被动而且是积极主动的。今天我国的慈善事业和慈善政策正在向这方面转变，就像最近在《北京青年报》一篇文章中所述的，要“既符合中华民族的优良美德和当今中国社会需要，也与世界先进的文化相一致”。这也是目前我国在新的条件下慈善事业的一种新气象吧！

6. 古代慈善家如何做慈善

古代慈善家如何做慈善？







 
　　自古以来，我国涌现了许多民间慈善家。他们以个人名义进行慈善义举，或是大商人，或是地方官员，以自家的资财资助贫困和孤病之人。
　　春秋战国史上有一位著名的慈善家范蠡，他是春秋后期越国大政治家，他曾经帮助越王勾践复国雪耻，后来乘扁舟流落江湖经商，而且变名易姓为陶朱公，在商业经营方面颇有一套成功经验。但人富志更高，几次将经营所得的巨额钱财，接济穷人。《史记》称他“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再分散与贫交疏昆弟”。是说十九年间三次获得千金之富，但三次把这些钱财接济他周围的穷朋友与困难兄弟。史上称赞他是一位“富好行其德”的大善人、大慈善家。
　　汉代的慈善家、大善人也不少。东汉光武帝的外祖父樊重，就可以称得上为当时的大慈善家，据《后汉书》记载，他曾经借贷给贫困人家数百万，到时候将这些人的借债文契都一一削劈焚毁，使诸借贷人十分感动。他家里有不少“池鱼牧畜”，凡有求鱼及牲畜者，有求必应。东、西汉有许多身为地方官吏而同时又是当地慈善家的，如西汉宣帝时的黄霸、在任扬州刺史时，常常鼓励乡亭小吏畜养鸡猪，到时候施舍给那些鳏寡贫穷户。他在任泉州太守时，也不时“养视鳏寡，赡助贫穷”，大行慈善事业，后来当时社会秩序良好，达到“田者让畔，道不拾遗”的状态。西汉名臣召信臣，则在郡大兴水利，“躬劝耕农”，大行善事，以致郡内殷富，他被百姓尊为“召父”。东汉的大臣和地方官中，也有不少慈善家，如光武帝时的名臣宣秉，他官至三公九卿，被皇帝尊为“三独坐”，权势很大，但他一生节约，从不乱花，“服布衣”，“蔬食玉器”，但把他历年所得薪俸，尽数赠与贫苦亲族和孤寡之家，以致逝世时，“自无担石之储”。光武另一名臣王丹，虽“家累千金”，但把他财富全部赒济贫困百姓，博得“好施周急”美名。最有意思的，是每当农忙时节了，他带着酒菜到田间，专门奖励那些勤于耕作的人，以示奖励。
　　南北朝时，民间也常有慈善家，在地方大行善事，北魏时有“良吏”路邕，任魏太守时，每天从家中自出粟谷，去赈济贫苦百姓，另一良吏闫庆胤，任东泰州敷城太守，正遇荒年，庆胤把自家千余石粟米“赈恤贫穷”，使多家困难家庭得救。
　　最值得表彰的是隋朝“循吏”公孙景茂，隋文帝时，有伐陈之役，征途中有许多兵士不服水土而患病，景茂自求用自己的薪俸为这些病兵求医煮粥熬药，从他手中因之存活者达到一千多人。后来他任道州刺史时，又动用自家薪俸和家产购买大量鸡猪牛犊，“散惠孤弱不自存者”。另一位隋朝著名循吏辛公义，其慈善行为更为感人。史载他出任四川岷州刺史时，当地多灾多病，而百姓又特怕染病，“一人有疾，即合家避之”，以致“父子夫妻，不相看养”。辛公义决定用自己模范行为感召百姓，当暑月疫情严重时，他让部下将境内所有疾病患者都用麻板抬到自己家来，病人达到数百，厅堂和走廊都住满了，他自己亲设一榻与病人住在一起，终日连夕与病人相对询问。这一期间所得的薪俸全部用来买药给病人医治，还亲自料理病人饮食起居。结果病人全部痊愈，也从此改变了地方的陋习。
　　唐宋元明以后的民间慈善家，史上也记载不少，在慈善史上有名的大善士则可推北宋时期的大峰和尚。他大约生活在北宋徽宗宣和年间，事迹已记载在我国和东南亚各国史籍中，主要慈善事业以修桥为民造福为主。北宋徽宗政和六年（1116年），这位佛学大师从福建来到广东潮阳，自己募捐筹集资金，在潮阳修建和平桥，含辛茹苦历经十二年，至宣和末南宋初年建成。当地居民感恩戴德，在桥旁建立了“报德堂”以祭祀他。从此，广东潮汕地区慈善事业和慈善机构日渐兴盛，都源于这位佛教大善人。清朝至民国，由大峰法师影响而兴起的汕头市存心善堂，成为南方声望最著的慈善机构。1929年当地人所写的《祖师纪录碑》，详细地记载了这约距今位一千年的慈善大家的生平善事：“宋大峰祖师，闽人，为宣和时高僧……劝喻潮人造桥、修路、施棺、殡殓、救人、赠药、赈灾、恤困等善举，毕生不倦，开化潮人不少……各县遂风起云涌，奉祖师神像，力行善举”。大峰慈善思想还流传海外，在泰国曼谷也建立了大峰祖师庙，成立有关民间慈善机构，在此基础上于上世纪90年代兴办了泰国华侨崇圣大学。可以说，大峰是一位国际性的慈善家。

明末清初，我国江南地区的民间慈善事业形成一个高潮。那时许多具有进步思想的知识分子纷纷成立地方慈善组织，一方面互相联络感情，反对宦官黑暗统治，集会抨击腐败政治，另一方面对社会实施有效救济，遇寒者给衣，饥者给食，病者施药，死者施棺，有的还筹集经费，给贫困儿童办学。以著名的东林学派主将高攀龙、钱一本、陈幼学、叶茂才等组织的同善会，便是这样的一个民间慈善团体。最初在明神宗万历年间由河南人杨东明在河南虞城始办，后来中心迁至江苏武进，地区扩大到无锡、嘉善等江南许多县区。同善会慈善事业主要内容是向社会宣扬良好的道德风俗，收养生活无着的贫困孝子、节妇和贫老病者，资金由同善会员集体募捐。同善会的慈善活动，引起国内外学者的重视，日本学者夫马进专门著有一本小册子《同善会小史》。在同善会的基础上，清代江南民间慈善事业更大规模发展，据有关史料统计，仅苏州一地，即有各种名目的社会慈善团体一百二十多个，上海地区也有八十多个慈善组织。这些慈善组织有的建起育婴堂，专收弃婴抚养，有的办所谓仁济堂、同仁堂，给穷人免费供给医药。由于有些地方官员的介入，有些慈善组织资金雄厚，史载乾隆年间无和县的一处育婴堂拥有土地一万三千多亩，一次即得到官助银一万二千多两。明清由士大夫筹办的慈善组织，还定期向广大群众讲学，宣传他们的慈善主张。日本学者酒井忠夫专有一部《中国善书的研究》，就专门研究明后期东林派慈善家高攀龙等的慈善文化和慈善学术的。
　　清朝还有两位慈善家也是应当提出的，一位是陶澍，另一位是大名鼎鼎的林则徐。陶澍是清朝道光年间的封疆大吏，他曾任官至两江总督的高位，在慈善事业以主持丰备义仓而知名。道光三年至五年（1823—1825年）时，陶澍任安徽巡抚，恰逢大火灾，他开始考虑建立一座防备灾荒的民间义仓，定名为“丰备义仓”，意思是“以丰岁之有余，备荒年之不足”。到道光十五年（1835），陶澍已任两任都督，终于和部下任江苏巡抚的林则徐把丰备义仓建成，地址选在江宁、苏州地区。这年年初，林则徐在苏州城里修筑了十间大小仓库，从无锡买粮存放。因为地在今江苏长洲、元和和吴三县，历史上把这座民办公助的救灾仓库命名为“长元吴丰备义仓”，从1835年至1860年二十多年间，这座义仓有效地起着荒年赈灾的作用。鸦片战争后，林则徐被流放到新疆。他在边区伊犁又一次自己捐款兴修了龙口渠，为新疆人民谋了福利，完成了一生中最后一次为国为民的慈善事业。清朝晚年，长元吴丰备义仓完全由官民合办转手为当地士绅联办，慈善事业规模越来越大，不仅灾荒赈济粮食，还筹建“协济粥厂”，后来又兼管失业机户的救济。清末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还创办一所专收贫困家庭孤苦儿童的“儒孤学堂”。最后又扩建一所解决流亡人口和贫民子弟就业的“贫民习艺所”，相当于现在的技工学校。这样长元吴丰备义仓就成为一所综合性的慈善机构了。
　　时至19世纪90年代，西方新思潮不断传至我国，一些西方慈善思想也流传到我国学术界，我国传统的慈善事业受到冲击。晚清思想家郑观应在一篇题为《善举》的文章中，列举了西方各国的慈善机构，主张中国也应通过官绅合力，遍设西方式的善堂。我国传统的慈善事业也逐渐转变为近代公益事业。
　　我国传统的慈善事业与西方世界的慈善思想有共同的地方，即我国古代慈善事业源于古代儒家的民本思想，这和西方文艺复兴以来所倡导的人文主义是一致的。但二者也有不同之外，即近代慈善公益活动，不仅仅限于对鳏宴孤独、贫病残疾之人的救济，更侧重于面向社会大众，使慈善事业不光是消极被动而且是积极主动的。今天我国的慈善事业和慈善政策正在向这方面转变，就像一篇文章中所述的，要“既符合中华民族的优良美德和当今中国社会需要，也与世界先进的文化相一致”。这也是目前我国在新的条件下慈善事业的一种新气象吧！

7. 古代知名商人会做慈善捐款吗？

古代的知名商人有很多，各朝各代的商人都会出于各种原因为大环境和贫困的人群捐出善款。
对利润的最大追求其实是商人的驱动力。然而，慈善救济的基本形式是给予而非获得，这看起来好像违背了商人商业行为利益最大化的选择原则。

在战国时期，孟子就提出了为富不仁的思想。但事实上,我们已经看到自宋代以来，越来越多的商人富人，富人和好人。大环境需要救济的慷慨，与自己的金融资源，做出贡献，服务大众，成为民间救济的重要力量。
其实再这样的特殊时期，追求财富和利润的商人对公益活动表现出越来越浓厚的兴趣，原因其实也不复杂。

中国公民行善积福、积德后等传统伦理意识是商人参与慈善救济的心理基础。
他们心中都是有一个非常宏大和远见的目标，那就是百姓的生活稳定了，这个时代才会被大家所铭记住。不管是从事种买卖的商人，只要是将生意做大的都会有着比较远见的目标，并不是把目光只放在收益和钱财上，也非常清楚，如果大环境非常动荡的话，生意其实也做不下去的。

很多时候，地方的财政非常薄弱，甚至每年收不上来多少的钱。而当地的商人由于经营有道都有一定的财政的基础，地方财政那么捉襟见肘，根本拿不出钱来建造一些公共设施，或者类似向公益事业创建学校之类的。
这个时候当地的商人们就会团结起来，一起出钱出力，这些都是有着良德的人，靠着他们当时的慷慨相助，当时的在建工程，才能逐步的完善起来，解决燃眉之急还是要靠有力的经济补给。
现在各地的我们可以看到的一些文物建筑，大多都是由一些民间友人包括商人，掏腰包修缮得以留存的。

8. 古代人是怎么做慈善的

倪方六四川雅安芦山一场7.0级地震，使“慈善”再度成为热议话题。其实，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做慈善”的传统，早在西周时期，周王在中央行政官职中就已设立了类似于今天民政部部长的官职。灾荒时期古代人所采取的一些社会救助手段，也值得今天的我们看一看，想一想。
据《周礼·地官》记载，周王在中央行政官职中，设立地官司徒，助其教化国民，安定天下。有现代民政部部长部分职能的司徒，为做好民政工作要采取6项措施，即“以保息六养万民：一曰慈幼，二曰养老，三曰振（赈）穷，四曰恤贫，五曰宽疾，六曰安富”。用现代话来说，就是关爱儿童、老有所养、救济穷困、抚恤贫苦、优待残疾、安抚富人，这些正是现代慈善概念中的具体内容。
这一时期的慈善活动，主要由朝廷来带动，灾荒时期所采取的社会救济手段，被称为 “荒政”。
到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都很重视慈善工作。如“春秋五霸”之一的吴王阖闾，《左传·哀公元年》记载，每次发生天灾瘟疫，他都会亲临灾区，看望民众，安抚孤寡，资助贫困。
以民间为主体的个人慈善活动的出现，才是中国古代慈善事业进步的标志。
民间施粥更为常见，过去俗称“吃大户”。如北魏太和七年（公元483年），冀州和定二州闹饥荒，地方贤良人士“为粥于路以食之”。《魏书·孝文帝本纪》记载，此举救活了数十万人。
最早的慈善机构，始于南北朝
到了南北朝时期，民间慈善活动更为活跃。当时最著名的慈善家之一、南朝齐竟陵王萧子良开仓赈灾，《南史·齐文惠皇太子传》记载，他还与文惠皇太子萧长懋一起，创办了“六疾馆”，专收贫病不能自立者，即所谓“立六疾馆以养穷民”，时间在公元五世纪末六世纪初。
“六疾”语出《左传·昭公元年》，泛指多种疾病。借此开办的“六疾馆”，被现代慈善界认为是中国最早的慈善机构之一。之前的刘宋朝，已颇重视社会救济工作，《宋书·明帝纪》记载，泰始元年（公元465年），刘 （明帝）刚当上皇帝即下诏，“鳏寡孤独，癃残六疾，不能自存者，郡县优量赈给”。
其后的北魏也有善举。《北史·魏本纪第四》记载，永平三年（公元510年）十月，皇帝元恪（宣武帝），“诏太常立馆，使京畿内外疾病之徒，咸令居处”。
与现代一样，古代慈善资金主要来源于国家拨款和民间捐款
搞慈善需要有足够的经济实力，这是古今公认的。那么，古代做慈善的资金从哪来？从史料来看，与现代一样，古代慈善资金主要来源于国家财政拨款和民间捐款。
古代民间做慈善最活跃、最热心的人群是出家人。佛教的宗旨是普度众生，行善济人，投身慈善活动也是出家人的必然选择。运作最成功、影响最广的佛教慈善机构，是唐代的“悲田养病坊”。佛教有“五福田”一说，“悲田”即其中之一田，主要用来布施贫病孤老，“悲田养病坊”的名称因此而来。
在唐朝，悲田养病坊遍及各地。其经济来源，早期靠信众的奉献和寺院自有田产的收入。由于悲田养病坊具有良好的社会救助功能，对解决民生问题、维护社会稳定作用明显，因此朝廷十分重视，主动介入管理。
朝廷介入以后，由国库提供的资助成为一大经济来源。这方面的资助包括生活资料的援助，提供粮食、救灾杂物等。《新唐书·百官志四上》“左右金吾卫”条中，便有送给养病坊敝幕、故毡的记载；李誛（懿宗）当皇帝时，还给各州县的病坊“赐米”。
二是官方直接投资、划拨田产。李隆基（玄宗）当皇帝的开元年间，便实行“官置本钱收利给之”的做法，使悲田养病坊的“现金流”有了保证。
尽管悲田养病坊这一慈善机构在唐后期因“灭佛”运动的出现而风光不再，但对以后中国慈善事业的影响相当深远，五代的“悲田院”、“养病院”，宋代的“福田院”、“安济坊”，金代的“普济院”，明清的“养济院”等慈善机构，都受到了悲田养病坊慈善模式的影响。
当官的捐钱，士绅捐房产，地主捐田
与官方投资相比，募集和民间捐献，则一直是古代慈善机构和福利组织最为稳定的经济来源，它不止可避免官方投入易受执政者好恶的限制，而且可以影响整个社会，调动全社会的力量参与，特别是遇到大灾大疫、官府财力不足时，民间经济来源便显得特别重要。
古代官方慈善工作做得最好的应该是宋代。宋代在各个领域都出现了相应的慈善组织，收养乞丐、残疾者和孤寡老人的有 “福田院”、“居养院”；收养病人的有“安济院”、“惠民药局”；收养儿童的有“举子仓”、“慈幼局”……这些都是官办性质的慈善组织和福利机构。
由于官府鼓励民间参与慈善活动，所以出现了不少由私人主持的有一定规模的慈善机构。如著名理学家朱熹，曾在建宁府崇安县开耀乡创设“社仓”，备荒救灾，地方政府拨给一定的平价粮，由乡间人士负责经营管理。
到了明清时期，民间慈善组织进一步壮大，几乎涉及所有社会领域。当然，这与其经济来源较为充足不无关系。
捐助是明清慈善组织经济的主要来源，与唐宋时期由官方主导的慈善活动区别明显。而且，这一时期慈善经费来源的渠道丰富，特别是到了清代，捐助慈善活动成为一种社会风气，参与群体广泛，当官的捐养廉银，士绅捐房产，地主捐田地。
明清慈善活动的经济来源，除了个人自愿捐资方式，还有“分摊集资”和“抽取提成”两种较为常用的办法。
分摊集资好理解，就是入会者平均摊捐款项。而抽取提成，则是根据各入会者生意和收入的大小、多少而定，如清光绪三十二年（公元1906年），苏州“石业公所建立学堂兼办善举”，其常年用款便是采取抽提的办法，由17家石作坊议定，“每做一千文生意，提出二十文；每工一日，捐钱四文”。
需要说明的是，古代有不少时候的捐款都带有强制性质，对不能及时捐付款项者有强制 “罚款”的规定。如清嘉庆二十二年（公元1817年），北京药行议定：每年正月初一要准时到会馆交银钱，“毋得迟延。如午刻不到，罚银二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