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支农资金的加大财政支农资金的投入力度

1. 财政支农资金的加大财政支农资金的投入力度

有助于启动农村潜在的巨大需求当前，“三农”面临较为严峻的发展形势，农民工就业和农产品市场交易出现了一定困难，农业生产也面临气候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在此情况下，我国更加重视“三农”工作，以保护和巩固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根基。在当前，加大财政支农资金投入力度的意义，不仅在于保发展，更在于扩内需，通过财政资金投入来启动农村潜在的巨大需求。据测算，农民消费每人增加1000元，全国就能增加内需9000亿元，而增加“三农”投入，转化为消费的比例大约为40%。更为具体的测算数字尤其令人振奋：2009年国家计划投入农机具购置补贴100亿元，可增加农机工业销售产值约635亿元；从90亿元增加到150亿元的“家电下乡”补贴，可以拉动内需1000多亿元；在被称为“超市下乡”的“万村千乡市场工程”中，中央财政投入已带动地方财政和社会投资约180亿元，吸纳农村人口就业约110万人，增加农村市场消费近900亿元；从2008年到2010年，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要在3年内向农村投放1100亿元的偿债资金，这笔资金直接增加农村需求1000多亿元，考虑到产生的乘数效应，总共将拉动农村内需4000多亿元。如果这些数字真正能够实现，那么财政支农资金就能够把农村内需的最大潜力挖掘出来。

2. 如何提高财政支农资金的使用和管理效率

提高财政支农资金使用效率的几点建议
　　针对上述存在的问题，笔者认为扭转这种局面，切实提高财政支农资金使用效率，可以按照“统”、“聚”、“活”、“控”“实”五字真言来调整。
　　（一）结合实际，资金管理环节“统”
　　涉农项目资金统一申报、统一下达、统一考核。按照“自下而上申报、自上而下下达、综合考核验收”的要求，由基层根据当地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实际，统一由县级人民政府在综合本级涉农部门意见的基础上，提出本级下年度农业农村需要建设的项目报市级人民政府备案，由市级统一上报省级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审核后，省级财政根据省级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审核的情况，将相关项目资金下达到对口涉农部门，由部门根据项目下达渠道的规定将项目资金直接下达到县，并负责组织实施和服务指导工作。项目实施完成后，由项目主管的同级纪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抽选业务骨干组成综合考核组，统一验收考核，从而使项目的审批、资金的拨付、项目的组织实施和考核验收四者有机区分开来，避免在项目资金使用管理上，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的现象发生，从机制上堵住项目资金跑、冒、漏、滴的问题。
　　（二）资金整合，财政支农力量“聚”
 　　资金整合，即是变分散投入为集中建设，加大项目资金的整合力度。按照“政府主导、规划引导”的要求，以县为单位，以新农村建设为龙头，除扶贫、救灾、救济和中央明确要求直接补贴到农户手中涉农资金不允许整合外，省级其余投入到农村的各级财政资金，可以直接下达到县，只明确建设内容和建设数量，将选点权交由县级政府自主决定，验收时，只考核县级建设质量和项目建设点是否符合要求。同时，为了避免“吃大锅饭”，省级可以从总的资金盘子里拿出不低于20%的资金量，作为奖励资金，用于奖励那些建设成效的县。县级政府根据项目资金的问题，充分利用好各级新农村建设试点示范项目、农业产业化建设、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农村社会事业建设工程这四个平台，按照“集中连片”建设的思路，将性质趋同、目标接近的资金捆绑打包、拼盘使用，一个村庄一个村庄地滚动推进，力争在一定的时期内，将区域内的所有村庄集中打造一片，切实扭转有点上典型，面上难以开花的局面。整合财政支农资金。综合考虑现代农业发展现状与投入特点，以财政支农资金使用效益最大化为目标，整合财政支农资金。如此，可降低中间成本，减少资金运行过程中“线损”与“耗损”，从而不断规范财政支农资金投向，科学合理配置公共财政资源。具体而言，本着资金性质不变、安排渠道不变、监督管理不变的原则，以县级政府为单位，统筹安排本级财政支农资金，集中力量办大事。就整合基点而言，可依托现代农业发展、农民教育与培训、农村公共服务体系供给为平台；就整合范围而言，除救灾资金等特殊用途资金外，尽可能将所有财政支农资金进行“打包”使用；就整合重点领域而言，可聚焦于农业产业化项目、农村基础设施等建设领域；就整合方法而言，要坚持统一、严格的申报立项、计划部署、组织操作、执行监督及绩效评价。整合财政支农赞釜关键在于实现相关主体激励相容，打破原有部门界限，这必然涉及各方利益重新调整，有待厘清各职能部门间“利益同构体”关系，核心是明确整合资金的牵头部门。
　　（三）改良机制，资金配套方式“活”
　　现有财政支农资金配套机制有待改良。财政支农资金分级配套制所产生的“联动效应”值得肯定，但同时衍生的“累退效应”也不容忽视，公平与效率必须兼顾。新时期，有必要结合实际情况，科学调整农业支持资金分配机制。一方面，积极推动各级政府支农的财权与事权相协调。针对基层财政困境，上级政府要有效辨识各级政府的支农边界，适当地放宽财权、压缩事权，并采取各种有效措施监管地方财政配套资金。另一方面，中央财政要继续完善转移支付制度。高度重视中西部粮食主产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与农产品有效供给的主体地位，通过修正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取缔支农项目地方财政配套等方式继续加大转移支付力度，保证国家支农政策落到实处，财政支农资金有效投放。同时，加大对贫困落后地区的财政帮扶力度，实现公共财政的阳光普照大地。简言之，财政要坚决履行公共服务均等化理念，正视区域间发展差异，致力于全国范围内财政支农资金的合理配置。
　　（四）加强监管，资金使用全程“控”
　　加大财政支农资金监管力度。长期以来，财政支农资金存在“重投入、轻效益”的思维定式，“重资金分配、轻资金管理”“重事前淮备、轻事中控制和事后评价”成为各级政府的普遍行为。很多情况下，由于财政支农资金投放后所产生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与生态效益难以定量评估，财政支农资金使用效益缺乏有效考核。一些项目建设，由于信息不对称，更重要的是奖补配套制存在监管漏洞，造成基层政权时常合谋套取财政资金，并引发道德风险与逆行选择。事实上，尽管各类资金在具体用途上均有清晰的归属管理关系和规则，但实际执行中，条块分割、分散决策的问题依然严重。下一步，要改变以往“事后检查，违纪处罚”的模式，积极吸纳多元主体，创新改良各类手段，实现资金运行全过程的监督，从法制、制度、技术等全方位、多视角来建立健全财政支农资金监管机制。具体而言，在事前，要审查把关，有效规范资金管理；在事中，要跟踪监控，切实保障资金安全；在事后，要检查稽核，加强预算支出绩效评价工作，合理评估资金效益，将绩效评价结果作为下年度安排项目和资金的参考因素。
　　（五）强化政策，立足三农脚步“实”
　　“三农”问题互为表里，财政支农政策影响广泛，既要考虑政策实施的必要性与可操作性，更要系统辨识政策完备性，有效减少政策偏差，合理规避政策失败。尤其在当前我国综合国力相对有限及财政绝对实力相对不足的大背景下，更是要科学化、精细化地使用财政支农资金，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一方面，针对当前社会兴农爱农的大浪潮，要对财政支农政策效应进行理性的预判，立足于“三农”发展全局进行政策“顶层设计”，梳理各类政策间交叉性，正视外部性，强调互补性，加强协作性。另一方面，用动态眼光密切关注财政支农政策的执行现状，若发现由于制定误差而导致政策执行的目标缺失、手段不力、范围模糊等问题，要及早采取措施防止政策损失放大化。此外，还要关注财政支农政策执行中的多元化情况，聚焦区域差异性与个体异质性，在各级政府提高执行监督力度的同时，提倡部分政策执行与基层情况相结合，增强适用性与可行性。(作者：梁昌斌)

3. 如何提高财政支农资金的使用和管理效率

提高财政支农资金使用效率的几点建议
　　针对上述存在的问题，笔者认为扭转这种局面，切实提高财政支农资金使用效率，可以按照“统”、“聚”、“活”、“控”“实”五字真言来调整。
　　（一）结合实际，资金管理环节“统”
　　涉农项目资金统一申报、统一下达、统一考核。按照“自下而上申报、自上而下下达、综合考核验收”的要求，由基层根据当地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实际，统一由县级人民政府在综合本级涉农部门意见的基础上，提出本级下年度农业农村需要建设的项目报市级人民政府备案，由市级统一上报省级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审核后，省级财政根据省级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审核的情况，将相关项目资金下达到对口涉农部门，由部门根据项目下达渠道的规定将项目资金直接下达到县，并负责组织实施和服务指导工作。项目实施完成后，由项目主管的同级纪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抽选业务骨干组成综合考核组，统一验收考核，从而使项目的审批、资金的拨付、项目的组织实施和考核验收四者有机区分开来，避免在项目资金使用管理上，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的现象发生，从机制上堵住项目资金跑、冒、漏、滴的问题。
　　（二）资金整合，财政支农力量“聚”
 　　资金整合，即是变分散投入为集中建设，加大项目资金的整合力度。按照“政府主导、规划引导”的要求，以县为单位，以新农村建设为龙头，除扶贫、救灾、救济和中央明确要求直接补贴到农户手中涉农资金不允许整合外，省级其余投入到农村的各级财政资金，可以直接下达到县，只明确建设内容和建设数量，将选点权交由县级政府自主决定，验收时，只考核县级建设质量和项目建设点是否符合要求。同时，为了避免“吃大锅饭”，省级可以从总的资金盘子里拿出不低于20%的资金量，作为奖励资金，用于奖励那些建设成效的县。县级政府根据项目资金的问题，充分利用好各级新农村建设试点示范项目、农业产业化建设、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农村社会事业建设工程这四个平台，按照“集中连片”建设的思路，将性质趋同、目标接近的资金捆绑打包、拼盘使用，一个村庄一个村庄地滚动推进，力争在一定的时期内，将区域内的所有村庄集中打造一片，切实扭转有点上典型，面上难以开花的局面。整合财政支农资金。综合考虑现代农业发展现状与投入特点，以财政支农资金使用效益最大化为目标，整合财政支农资金。如此，可降低中间成本，减少资金运行过程中“线损”与“耗损”，从而不断规范财政支农资金投向，科学合理配置公共财政资源。具体而言，本着资金性质不变、安排渠道不变、监督管理不变的原则，以县级政府为单位，统筹安排本级财政支农资金，集中力量办大事。就整合基点而言，可依托现代农业发展、农民教育与培训、农村公共服务体系供给为平台；就整合范围而言，除救灾资金等特殊用途资金外，尽可能将所有财政支农资金进行“打包”使用；就整合重点领域而言，可聚焦于农业产业化项目、农村基础设施等建设领域；就整合方法而言，要坚持统一、严格的申报立项、计划部署、组织操作、执行监督及绩效评价。整合财政支农赞釜关键在于实现相关主体激励相容，打破原有部门界限，这必然涉及各方利益重新调整，有待厘清各职能部门间“利益同构体”关系，核心是明确整合资金的牵头部门。
　　（三）改良机制，资金配套方式“活”
　　现有财政支农资金配套机制有待改良。财政支农资金分级配套制所产生的“联动效应”值得肯定，但同时衍生的“累退效应”也不容忽视，公平与效率必须兼顾。新时期，有必要结合实际情况，科学调整农业支持资金分配机制。一方面，积极推动各级政府支农的财权与事权相协调。针对基层财政困境，上级政府要有效辨识各级政府的支农边界，适当地放宽财权、压缩事权，并采取各种有效措施监管地方财政配套资金。另一方面，中央财政要继续完善转移支付制度。高度重视中西部粮食主产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与农产品有效供给的主体地位，通过修正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取缔支农项目地方财政配套等方式继续加大转移支付力度，保证国家支农政策落到实处，财政支农资金有效投放。同时，加大对贫困落后地区的财政帮扶力度，实现公共财政的阳光普照大地。简言之，财政要坚决履行公共服务均等化理念，正视区域间发展差异，致力于全国范围内财政支农资金的合理配置。
　　（四）加强监管，资金使用全程“控”
　　加大财政支农资金监管力度。长期以来，财政支农资金存在“重投入、轻效益”的思维定式，“重资金分配、轻资金管理”“重事前淮备、轻事中控制和事后评价”成为各级政府的普遍行为。很多情况下，由于财政支农资金投放后所产生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与生态效益难以定量评估，财政支农资金使用效益缺乏有效考核。一些项目建设，由于信息不对称，更重要的是奖补配套制存在监管漏洞，造成基层政权时常合谋套取财政资金，并引发道德风险与逆行选择。事实上，尽管各类资金在具体用途上均有清晰的归属管理关系和规则，但实际执行中，条块分割、分散决策的问题依然严重。下一步，要改变以往“事后检查，违纪处罚”的模式，积极吸纳多元主体，创新改良各类手段，实现资金运行全过程的监督，从法制、制度、技术等全方位、多视角来建立健全财政支农资金监管机制。具体而言，在事前，要审查把关，有效规范资金管理；在事中，要跟踪监控，切实保障资金安全；在事后，要检查稽核，加强预算支出绩效评价工作，合理评估资金效益，将绩效评价结果作为下年度安排项目和资金的参考因素。
　　（五）强化政策，立足三农脚步“实”
　　“三农”问题互为表里，财政支农政策影响广泛，既要考虑政策实施的必要性与可操作性，更要系统辨识政策完备性，有效减少政策偏差，合理规避政策失败。尤其在当前我国综合国力相对有限及财政绝对实力相对不足的大背景下，更是要科学化、精细化地使用财政支农资金，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一方面，针对当前社会兴农爱农的大浪潮，要对财政支农政策效应进行理性的预判，立足于“三农”发展全局进行政策“顶层设计”，梳理各类政策间交叉性，正视外部性，强调互补性，加强协作性。另一方面，用动态眼光密切关注财政支农政策的执行现状，若发现由于制定误差而导致政策执行的目标缺失、手段不力、范围模糊等问题，要及早采取措施防止政策损失放大化。此外，还要关注财政支农政策执行中的多元化情况，聚焦区域差异性与个体异质性，在各级政府提高执行监督力度的同时，提倡部分政策执行与基层情况相结合，增强适用性与可行性。(作者：梁昌斌)

4. 财政支农资金的财政支农资金使用效益

财政支农资金使用效益的提高还体现在资金投入形式灵活，能够及时地保证支农资金的需求。为了应对当前北方部分地区严重旱情，支持抗旱保收和春耕生产，财政部提前拨付农资综合补贴资金716亿元和粮食直补资金151亿元。同时，为确保补贴资金及时兑付到农民手中，改变了按季均衡拨付的方式，将粮食风险基金中央补助款和农资综合补贴资金存量部分一次性全部提前拨付到各省份。由于财政支农资金投入具有较高的针对性、灵活性和有效性，较为充分地满足了农村、农业、农民对支农资金的需求，促进了农村社会的和谐稳定。

5. 财政支农资金的财政支农资金的投入

改善了农业生产条件，促进了农村各项事业发展。2004年以来，围绕中央一号文件的主题，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发展现代农业、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一系列强农惠农的财政政策陆续实施。这些财政政策总体上可分为两类，即以“少取”为特征的税收政策和以“多予”为特征的支出政策。其中，以“四减免”为主的税收政策成功地实现了全面取消农业税、切实减轻农民负担的目标，以“四补贴”为主的支出政策则有效地增加了农民收入，促进了粮食生产，改善了农业生产条件。同时，通过支持“六小工程”、“两免一补”、“三奖一补”、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和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阳光工程等惠农政策，促进了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农村社会事业发展。

6. 如何提高财政支农资金的使用效率

提高财政支农资金使用效率的几点建议
　　针对上述存在的问题，笔者认为扭转这种局面，切实提高财政支农资金使用效率，可以按照“统”、“聚”、“活”、“控”“实”五字真言来调整。
　　（一）结合实际，资金管理环节“统”
　　涉农项目资金统一申报、统一下达、统一考核。按照“自下而上申报、自上而下下达、综合考核验收”的要求，由基层根据当地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实际，统一由县级人民政府在综合本级涉农部门意见的基础上，提出本级下年度农业农村需要建设的项目报市级人民政府备案，由市级统一上报省级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审核后，省级财政根据省级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审核的情况，将相关项目资金下达到对口涉农部门，由部门根据项目下达渠道的规定将项目资金直接下达到县，并负责组织实施和服务指导工作。项目实施完成后，由项目主管的同级纪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抽选业务骨干组成综合考核组，统一验收考核，从而使项目的审批、资金的拨付、项目的组织实施和考核验收四者有机区分开来，避免在项目资金使用管理上，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的现象发生，从机制上堵住项目资金跑、冒、漏、滴的问题。
　　（二）资金整合，财政支农力量“聚”
 　　资金整合，即是变分散投入为集中建设，加大项目资金的整合力度。按照“政府主导、规划引导”的要求，以县为单位，以新农村建设为龙头，除扶贫、救灾、救济和中央明确要求直接补贴到农户手中涉农资金不允许整合外，省级其余投入到农村的各级财政资金，可以直接下达到县，只明确建设内容和建设数量，将选点权交由县级政府自主决定，验收时，只考核县级建设质量和项目建设点是否符合要求。同时，为了避免“吃大锅饭”，省级可以从总的资金盘子里拿出不低于20%的资金量，作为奖励资金，用于奖励那些建设成效的县。县级政府根据项目资金的问题，充分利用好各级新农村建设试点示范项目、农业产业化建设、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农村社会事业建设工程这四个平台，按照“集中连片”建设的思路，将性质趋同、目标接近的资金捆绑打包、拼盘使用，一个村庄一个村庄地滚动推进，力争在一定的时期内，将区域内的所有村庄集中打造一片，切实扭转有点上典型，面上难以开花的局面。整合财政支农资金。综合考虑现代农业发展现状与投入特点，以财政支农资金使用效益最大化为目标，整合财政支农资金。如此，可降低中间成本，减少资金运行过程中“线损”与“耗损”，从而不断规范财政支农资金投向，科学合理配置公共财政资源。具体而言，本着资金性质不变、安排渠道不变、监督管理不变的原则，以县级政府为单位，统筹安排本级财政支农资金，集中力量办大事。就整合基点而言，可依托现代农业发展、农民教育与培训、农村公共服务体系供给为平台；就整合范围而言，除救灾资金等特殊用途资金外，尽可能将所有财政支农资金进行“打包”使用；就整合重点领域而言，可聚焦于农业产业化项目、农村基础设施等建设领域；就整合方法而言，要坚持统一、严格的申报立项、计划部署、组织操作、执行监督及绩效评价。整合财政支农赞釜关键在于实现相关主体激励相容，打破原有部门界限，这必然涉及各方利益重新调整，有待厘清各职能部门间“利益同构体”关系，核心是明确整合资金的牵头部门。
　　（三）改良机制，资金配套方式“活”
　　现有财政支农资金配套机制有待改良。财政支农资金分级配套制所产生的“联动效应”值得肯定，但同时衍生的“累退效应”也不容忽视，公平与效率必须兼顾。新时期，有必要结合实际情况，科学调整农业支持资金分配机制。一方面，积极推动各级政府支农的财权与事权相协调。针对基层财政困境，上级政府要有效辨识各级政府的支农边界，适当地放宽财权、压缩事权，并采取各种有效措施监管地方财政配套资金。另一方面，中央财政要继续完善转移支付制度。高度重视中西部粮食主产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与农产品有效供给的主体地位，通过修正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取缔支农项目地方财政配套等方式继续加大转移支付力度，保证国家支农政策落到实处，财政支农资金有效投放。同时，加大对贫困落后地区的财政帮扶力度，实现公共财政的阳光普照大地。简言之，财政要坚决履行公共服务均等化理念，正视区域间发展差异，致力于全国范围内财政支农资金的合理配置。
　　（四）加强监管，资金使用全程“控”
　　加大财政支农资金监管力度。长期以来，财政支农资金存在“重投入、轻效益”的思维定式，“重资金分配、轻资金管理”“重事前淮备、轻事中控制和事后评价”成为各级政府的普遍行为。很多情况下，由于财政支农资金投放后所产生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与生态效益难以定量评估，财政支农资金使用效益缺乏有效考核。一些项目建设，由于信息不对称，更重要的是奖补配套制存在监管漏洞，造成基层政权时常合谋套取财政资金，并引发道德风险与逆行选择。事实上，尽管各类资金在具体用途上均有清晰的归属管理关系和规则，但实际执行中，条块分割、分散决策的问题依然严重。下一步，要改变以往“事后检查，违纪处罚”的模式，积极吸纳多元主体，创新改良各类手段，实现资金运行全过程的监督，从法制、制度、技术等全方位、多视角来建立健全财政支农资金监管机制。具体而言，在事前，要审查把关，有效规范资金管理；在事中，要跟踪监控，切实保障资金安全；在事后，要检查稽核，加强预算支出绩效评价工作，合理评估资金效益，将绩效评价结果作为下年度安排项目和资金的参考因素。
　　（五）强化政策，立足三农脚步“实”
　　“三农”问题互为表里，财政支农政策影响广泛，既要考虑政策实施的必要性与可操作性，更要系统辨识政策完备性，有效减少政策偏差，合理规避政策失败。尤其在当前我国综合国力相对有限及财政绝对实力相对不足的大背景下，更是要科学化、精细化地使用财政支农资金，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一方面，针对当前社会兴农爱农的大浪潮，要对财政支农政策效应进行理性的预判，立足于“三农”发展全局进行政策“顶层设计”，梳理各类政策间交叉性，正视外部性，强调互补性，加强协作性。另一方面，用动态眼光密切关注财政支农政策的执行现状，若发现由于制定误差而导致政策执行的目标缺失、手段不力、范围模糊等问题，要及早采取措施防止政策损失放大化。此外，还要关注财政支农政策执行中的多元化情况，聚焦区域差异性与个体异质性，在各级政府提高执行监督力度的同时，提倡部分政策执行与基层情况相结合，增强适用性与可行性。(作者：梁昌斌)

7. 如何提高财政支农资金的使用效率

提高财政支农资金使用效率的几点建议
　　针对上述存在的问题，笔者认为扭转这种局面，切实提高财政支农资金使用效率，可以按照“统”、“聚”、“活”、“控”“实”五字真言来调整。
　　（一）结合实际，资金管理环节“统”
　　涉农项目资金统一申报、统一下达、统一考核。按照“自下而上申报、自上而下下达、综合考核验收”的要求，由基层根据当地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实际，统一由县级人民政府在综合本级涉农部门意见的基础上，提出本级下年度农业农村需要建设的项目报市级人民政府备案，由市级统一上报省级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审核后，省级财政根据省级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审核的情况，将相关项目资金下达到对口涉农部门，由部门根据项目下达渠道的规定将项目资金直接下达到县，并负责组织实施和服务指导工作。项目实施完成后，由项目主管的同级纪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抽选业务骨干组成综合考核组，统一验收考核，从而使项目的审批、资金的拨付、项目的组织实施和考核验收四者有机区分开来，避免在项目资金使用管理上，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的现象发生，从机制上堵住项目资金跑、冒、漏、滴的问题。
　　（二）资金整合，财政支农力量“聚”
 　　资金整合，即是变分散投入为集中建设，加大项目资金的整合力度。按照“政府主导、规划引导”的要求，以县为单位，以新农村建设为龙头，除扶贫、救灾、救济和中央明确要求直接补贴到农户手中涉农资金不允许整合外，省级其余投入到农村的各级财政资金，可以直接下达到县，只明确建设内容和建设数量，将选点权交由县级政府自主决定，验收时，只考核县级建设质量和项目建设点是否符合要求。同时，为了避免“吃大锅饭”，省级可以从总的资金盘子里拿出不低于20%的资金量，作为奖励资金，用于奖励那些建设成效的县。县级政府根据项目资金的问题，充分利用好各级新农村建设试点示范项目、农业产业化建设、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农村社会事业建设工程这四个平台，按照“集中连片”建设的思路，将性质趋同、目标接近的资金捆绑打包、拼盘使用，一个村庄一个村庄地滚动推进，力争在一定的时期内，将区域内的所有村庄集中打造一片，切实扭转有点上典型，面上难以开花的局面。整合财政支农资金。综合考虑现代农业发展现状与投入特点，以财政支农资金使用效益最大化为目标，整合财政支农资金。如此，可降低中间成本，减少资金运行过程中“线损”与“耗损”，从而不断规范财政支农资金投向，科学合理配置公共财政资源。具体而言，本着资金性质不变、安排渠道不变、监督管理不变的原则，以县级政府为单位，统筹安排本级财政支农资金，集中力量办大事。就整合基点而言，可依托现代农业发展、农民教育与培训、农村公共服务体系供给为平台；就整合范围而言，除救灾资金等特殊用途资金外，尽可能将所有财政支农资金进行“打包”使用；就整合重点领域而言，可聚焦于农业产业化项目、农村基础设施等建设领域；就整合方法而言，要坚持统一、严格的申报立项、计划部署、组织操作、执行监督及绩效评价。整合财政支农赞釜关键在于实现相关主体激励相容，打破原有部门界限，这必然涉及各方利益重新调整，有待厘清各职能部门间“利益同构体”关系，核心是明确整合资金的牵头部门。
　　（三）改良机制，资金配套方式“活”
　　现有财政支农资金配套机制有待改良。财政支农资金分级配套制所产生的“联动效应”值得肯定，但同时衍生的“累退效应”也不容忽视，公平与效率必须兼顾。新时期，有必要结合实际情况，科学调整农业支持资金分配机制。一方面，积极推动各级政府支农的财权与事权相协调。针对基层财政困境，上级政府要有效辨识各级政府的支农边界，适当地放宽财权、压缩事权，并采取各种有效措施监管地方财政配套资金。另一方面，中央财政要继续完善转移支付制度。高度重视中西部粮食主产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与农产品有效供给的主体地位，通过修正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取缔支农项目地方财政配套等方式继续加大转移支付力度，保证国家支农政策落到实处，财政支农资金有效投放。同时，加大对贫困落后地区的财政帮扶力度，实现公共财政的阳光普照大地。简言之，财政要坚决履行公共服务均等化理念，正视区域间发展差异，致力于全国范围内财政支农资金的合理配置。
　　（四）加强监管，资金使用全程“控”
　　加大财政支农资金监管力度。长期以来，财政支农资金存在“重投入、轻效益”的思维定式，“重资金分配、轻资金管理”“重事前淮备、轻事中控制和事后评价”成为各级政府的普遍行为。很多情况下，由于财政支农资金投放后所产生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与生态效益难以定量评估，财政支农资金使用效益缺乏有效考核。一些项目建设，由于信息不对称，更重要的是奖补配套制存在监管漏洞，造成基层政权时常合谋套取财政资金，并引发道德风险与逆行选择。事实上，尽管各类资金在具体用途上均有清晰的归属管理关系和规则，但实际执行中，条块分割、分散决策的问题依然严重。下一步，要改变以往“事后检查，违纪处罚”的模式，积极吸纳多元主体，创新改良各类手段，实现资金运行全过程的监督，从法制、制度、技术等全方位、多视角来建立健全财政支农资金监管机制。具体而言，在事前，要审查把关，有效规范资金管理；在事中，要跟踪监控，切实保障资金安全；在事后，要检查稽核，加强预算支出绩效评价工作，合理评估资金效益，将绩效评价结果作为下年度安排项目和资金的参考因素。
　　（五）强化政策，立足三农脚步“实”
　　“三农”问题互为表里，财政支农政策影响广泛，既要考虑政策实施的必要性与可操作性，更要系统辨识政策完备性，有效减少政策偏差，合理规避政策失败。尤其在当前我国综合国力相对有限及财政绝对实力相对不足的大背景下，更是要科学化、精细化地使用财政支农资金，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一方面，针对当前社会兴农爱农的大浪潮，要对财政支农政策效应进行理性的预判，立足于“三农”发展全局进行政策“顶层设计”，梳理各类政策间交叉性，正视外部性，强调互补性，加强协作性。另一方面，用动态眼光密切关注财政支农政策的执行现状，若发现由于制定误差而导致政策执行的目标缺失、手段不力、范围模糊等问题，要及早采取措施防止政策损失放大化。此外，还要关注财政支农政策执行中的多元化情况，聚焦区域差异性与个体异质性，在各级政府提高执行监督力度的同时，提倡部分政策执行与基层情况相结合，增强适用性与可行性。(作者：梁昌斌)

8. 财政支农的问题

(一) 财政支农的有效投入不足新中国成立以来, 国家财政收入连年增长, 国家财政对农业的投入也在不断增长。国家财政收入从“一五”的1291. 07 亿元, 增长到“九五”的50774. 39 亿元。增长了38. 33 倍。同期国家财政农业投入从99. 58 亿元增加到4938. 88 亿元, 增长了48. 6 倍, 总体上快于财政收入的增长幅度。但是改革开放以来, 国家财政农业投入的增长幅度却大大慢于国家财政收入的增长幅度, 1978 年、2000年的国家财政收入分别为1132. 26 亿元和13395. 23 亿元, 增长了10. 8 倍, 而同期国家财政农业投入分别为150 亿元和1231. 5 亿元, 只增长了7. 2 倍。其中, 中央财政农业投入的增速快于中央财政收入增长速度, 而地方财政农业投入增速慢于地方财政收入增长速度, 特别是到90 年代末, 地方财政农业投入的增长幅度呈萎缩状态, 不及财政收入增长幅度的一半。可以看出国家财政农业投入不足的问题, 主要是由地方财政农业投入不足造成的。虽然国家对农业的重视程度不断提高, 但从总量上看,财政农业投入仍没有达到《农业法》的要求, 即使达到了《农业法》所规定的每年用于农业的支出不得低于经常性财政收入增长的要求, 我国对农业的支持总量仍是低水平的。按照W TO《农业协议》, 我国农业综合支持量可以达到农业生产总值的8. 5%, 而在2004年只有3. 3%, 和发达国家相比差距就更大。2001 年我国财政中用于农业的支出为1456 亿元, 占财政总支出大约为7. 71%, 比1990 年的10% 低两个百分点, 比1980 年的12% 低四个百分点, 没有达到《农业法》规定的国家财政每年对农业的总投入的增长幅度应当高于国家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幅度”的要求。(二) 财政支农资金的使用效率不高由于我国政府收入分配机制不规范, 缺乏一种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农村公共事业筹资体、使得农村中的低税高费、以费代税现象非常普遍。同时, 即使是农民所交的费税资金也未用之于民, 造成农民负担沉重, 严重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在投资方面, 由于管理体制的不完善, 导致政出多门, 且各部门之间缺乏统筹规划, 低水平的重复建设现象也就不可避免。再加之基层财政部门事权和财权的不统一, 不得不受上级部门的“遥控”指挥制约了基层部门积极性的发挥和资金效益水平的提高。另外, 目前的农业投资政策基本上是单一的技术决策, 缺乏经济、财务核算, 对农业项目投资存在财务软约束, 导致对农业项目投入普遍缺乏科学的投资预算决策分析, 造成大量的低效项目的投入而使资金使用效率大打折扣。另据2003 年农业部软科学课题“我国农村投融资体制研究”项目对全国东部、中部和西部100 个县的调查显示: 从1994 年到2002 年8 年间, 百县财政支出的年均增长达15. 77%,其中直接对农业项目支出的年均支出增长为12. 98% , 而同期百县农业产值的年均增长仅为6. 98%,远远小于财政支农资金的增长速度; 同样, 从2000 到2002 年3 年间, 百县对农业的财政支出对于工农业生产总值, 特别是农业产值变动的影响越来越小, 从一个侧面可以反映出财政支农资金使用效率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