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兴侯为贵，43岁白手创业，一手缔造1088亿的中兴传奇

1. 中兴侯为贵，43岁白手创业，一手缔造1088亿的中兴传奇

 他43岁才开始创业，从一个 一穷二白 的中年人士逐渐变成 中兴通讯的创始人 。并且把自己的企业做到了 全球通信厂商第四位 的好成绩，一手缔造了1088亿中兴传奇。
   本期 商将风云录 就带大家走近当之无愧的中兴灵魂人物 侯为贵 的故事。
      侯为贵，1942年出生于陕西省西安市，从小就是尖子生，27岁时在西安中专学校任教。也是解放后国家培养的第一批工程师，所以他具有专业的技术以及渊博的知识。
   80年代初，在钱学森的带领下，我国开始研究半导体技术。而侯为贵被国家派往美国进行考察。去到美国以后，仿佛打开了新的世界大门，侯为贵开始在新的领地研究市场。
      在国内做集成电路时厂里不考虑成本，电镀的厚度为几微米。美国人意识到成本这重要的一点，便说到：“你们这是在浪费，电镀不需要几微米那么厚。
   ”正是美国人这番话点醒了侯为贵，让他第一次萌生了市场和成本意识。
      回国后侯为贵认为一辈子做技术员不是他想要的。于是在 1985年他对领导提出了他的想法，为了引进更创新的技术他在深圳创办了中兴半导体。
   他起初的想法是做IC，但无奈这个行业价格昂贵，他只能先从电风扇和电话机开始做起。
      但后来他发现电风扇和电话机的商业利润比较低。例如电话机每台盈利仅仅几毛钱，工人干一天的工资还比不上一个修鞋工。后来他接触到程控交换机，这让他在通信业的发展有了新的转机。
   当时国内通信市场被NEC、爱立信、朗讯等国际巨头垄断，国内通信市场出现低潮，这时侯为贵在逆境中崛起，针对农村市场推出了第一代程控交换机。
      第一代程控交换机的横空出世，使得中兴的销售额迅猛发展，很快便突破了一个亿。在商业市场里利益是最重要的，所以便会有股东利益争夺的事件发生。
   这也使中兴陷入困境，这时侯，为贵把注意力转在产权上。
   1993年侯为贵投入大量资金在国内建立了“国有控股授权经营”制度。这一制度制止了股东的过度干预，这使他在产权上有更多的自由空间，也避免了后来中兴国企“巨龙”式的悲剧发生。
      侯为贵出身于工程师，做了几十年的技术专家，具备深厚的专业功底，但他对技术并不迷信。
   具备丰厚的市场经验的他清楚地知道，技术必须与市场与时俱进，紧贴着市场，不得过快或者过慢。
   2001年小灵通在市场上并不受欢迎，国外京瓷曾经想与华为合作，但是华为认为其技术落后，没有接受他们的邀请。中兴内部技术人员与华为不谋而同，都对其给予否认。
      但在这个低潮时期，侯为贵依然坚若磐石。他运用市场的角度对其进行反驳：第一，国内电信业分拆后，小灵通对于电信和网通的生存是有着重要作用的。
   第二，小灵通的技术在日本是相对成熟的；第三，小灵通对比移动来说，资费比较低且单向收费。
      中兴保留了侯为贵的意见，依旧把小灵通发展下去。而这明智之举，让中兴在国家政策开放后赢得了大单。2003年，小灵通正处于兴盛时期，销售量持续上涨，为中兴赚取三分之一的超高收入。
   讲究市场的同时也不可忽略了技术。在与华为重金豪赌之后，侯为贵开始实行低成本尝试的策略。
      准确地说，中兴会把握一切新时机，但不会在同个时机上花费过多心血，而且只有在确定形势明朗之后才会大规模投入。
   这种策略的灵感是在市场上摸爬滚打多年积累出来的。北电、摩托罗拉等国际巨头都曾经因为急功近利过度投入而衰败下来。
      除了不能过度激进，过度保守也同样不可取。曾经叱咤风云的诺基亚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为了避免类似的悲剧最好的策略就是全面跟踪，一个也不落下。
   虽然都是双管齐下但是针对性不同。华为采取重资金与强物力豪赌，投入几千人的研发团队，被公认为是主流的WCDMA。
      但是侯为贵也不甘示弱，他采取中庸策略不放弃WCDMA适度投入；依托CDMA95 向CDMA2000过渡。
   TD-WCDMA是中国第一次尝试国际标准，许多企业底气不足，不敢轻易对其进行大规模投入。
      但侯为贵坚决地认为政府一定会在此项目上鼎力相助，所以他对此进行了长期的跟踪研究，并且在此投入的人数上从几十人逐渐增加到三千多人。
   2009年中国移动获得TD-WCDMA牌照。在设备招标中中兴以其超高技术优势成为最强胜者，可谓实至名归。
      虽然后来 WCDMA成为世界主流的3G标准华为也因为这次豪赌逐渐拉开和中兴的差距但侯为贵的选择无疑确保了中兴的稳健经营。
   侯为贵做事稳重不会草率鲁莽，一旦下定决心做一件事就会全力以赴，不达目的绝不轻言放弃。
      联通一开始接触CDMA的时候，曾经在CDMA95与CDMA2000当中犹豫不决。1998年经历一番困难抉择，终于选定CDMA95在北京小汤山举行投标，但是中间出现了小插曲被有关部门叫停，究其原因竟是尚未解决与高通的知识产权问题。
   道路的艰难阻挡了华为在内的很多厂商，他们为此选择放弃。华为认为联通在短时间里想要上任CDMA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就算在几年后上任也会选择更先进的CDMA2000。
      侯为贵也曾经因为道路的坎坷而想要放弃，但最终他还是毅然决然地坚定了继续投入大规模研究这条道路。而正是因为他的坚定抉择，让中兴几乎成为联通的唯一选择。
   提起侯为贵，相关联的另一个人必定就是任正非了。两人分别中国最大的两家通信企业的领头人物，但是他们的做事风格完全不同，也不免会针锋相对。
      侯为贵是做事稳重一旦认定的事情就会义无反顾地做下去，任正非做事敢于冒险，善于抓住机遇，以高效的行动取得任务的成功。
   这两人的“恩怨”要从任正非赴深圳创业那天说起。一开始他们还志同道合地谈论着通信业未来的发展，但是后来竞争日益加剧，两人不得不从道友变为敌人。
   两个人的斗争是从1998年开始的。1998年，华为在湖南、河南项目的投标书中表明要打击中兴，第二天，中兴便以其人之道还之其人之身，反击了华为沉重一击，最终是中兴得到了订单。
      任正非毫不示弱，在中兴赢得订单之后便在法院起诉中兴。很快侯为贵便以相同的理由状告华为。双方的关系千钧一发。
   以侯为贵的性格他主张沉稳低调，本来他不想让事情愈演愈烈，但是华为激进的做法使他不得不予以反击。最后，在这场“中华”斗争中，双方都各有所得，中兴更多的是获得了赔偿，而华为更多的是获得了市场。
      双方的“战火”甚至蔓延至国外，在国外印度、尼泊尔等地投标时，他们通常会展开激烈的斗争，时常会有半路拦截对方投标人员的事情发生。
        在这场斗争中侯为贵对此还进行了总结：我们与华为的竞争总体上利大于弊，有激烈的斗争才会有员工更加热情的工作，更重要的是在这20多年斗争中两家火力提升了不少，外国同行势力反而弱了下来。
   从一无所有白手起家到事业有成，绝非偶然，这过程一定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才能够有所成就，所以即使不能含着金钥匙在富裕的家庭长大，但是只要相信通过自己的奋斗与努力，终有一天会有回报！
      而且做一件事一定不能轻言放弃，即使外界承载着各种各样的流言蜚语，也要坚定自己的信念，向着美好的未来前进！

2. “中兴”侯为贵，与华为竞争20年，43岁缔造千亿中兴通讯传奇

 他是个大器晚成的人，44岁下海创业，为国家打造出千亿市值的公司；他还是我国培养的第一批工程师，受到“航天教父”钱学森的器重，委派他赴美学习。
      有人说，他不如任正非有远见才让国家吃了大亏。可公司出事那年，他已经76岁了，是他再次出山为公司争取了一线生机。
   他就是中兴通讯创始人侯为贵。中兴通讯是怎样崛起的，又为何被制裁？侯为贵真的是没有远见的创始人吗？这其中又有哪些不被人们知晓的事情？
        1941年，侯为贵出生在陕西省西安市。他从小就非常聪明，凭着过目不忘的本事，轻松搞定学业，属于实打实的学霸。
   后来，他也如愿考上了南昌大学，大学毕业后便回老家西安当老师了。
   上世纪60年代，中专老师在当时就是个铁饭碗。侯为贵本来以为会平淡地过完这一辈子。但是，他们学校却被改成航天部下属的691工厂。
    就这样，他从一个好好的老师变成了工厂的技术工人。 不过，优秀的人不管干什么都不会很差。侯为贵凭借自己的聪明才干从技术工人一路升职到技术科科长，还成了国家第一批培养的工程师。
      要说侯为贵的人生转折是从哪儿开始的？不是他当上技术科长，而是因为钱学森的一个要求。那时，时任航天部副部长的钱学森想为国家培养半导体方面的人才，便要求691厂开展研究半导体相关技术的工作。
   因此，侯为贵被指派去美国学习，并引进相关技术和设备。去了美国之后，侯为贵被当时美国的高新 科技 深深的震撼住了，内心是五味陈杂。
   他也明白了，我们国家必须加紧高 科技 产业的建设，刻不容缓。
    1985年，回国后的侯为贵就被派往深圳，与香港的资本合作创办一家半导体公司——中兴半导体，由侯为贵担任公司的总经理。 
      注意，这个中兴半导体公司并不是现在的中兴通讯，只是中兴的前身。这里面还有另外一个故事。
   公司成立第一年，侯为贵带领的中兴只能做一些辛苦廉价的代工订单，一年下来也才赚到35万元。
   这对见识过美国先进产业的侯为贵来说，就是耗时的低廉工作。侯为贵明白，有自主研发技术才是企业的核心。于是，他把目标瞄准到国内迅速发展的通讯产业，开始研制小型交换机。
    1990年，中兴半导体推出了第一台数据数字交换机ZX500，这也是中国第一台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数字程控交换机。 
      事实也证明，侯为贵的想法是正确的。ZX500交换机作为国产交换机，从农话端市场开局，逐步撕开外企垄断的口子。
   1992年，中兴的销售额突破了1亿元，相较于六年前的35万元年收入，中兴的业绩实现了巨量翻倍。
   随着公司利润的逐年增长，合资公司的香港资本方也是赚得盆满钵满。但是，双方的分歧也是从这时开始的。
   侯为贵觉得，公司要有长远的发展必须加大对产品技术的研发投入；而香港的资本方却希望减少研发投入，多分利润好套现。最终，双方因意见不合而分道扬镳。
       侯为贵带着自己的研发团队离职，并自筹资金建立了深圳市中兴维先通设备有限公司。 随后，侯为贵找来691厂，与深圳广宇工业公司三者共同投资创建中兴新通讯有限公司。
   中兴则正式成为一家国有控股企业。这种模式也开创了我国“国有控股，授权（民营）经营”的新思路。
   其实，从侯为贵分家坚持做自主研发就能看出，他并不是一个只想做代工的思维。在分家之前，中兴的研究院是侯为贵从691厂和陕西省邮电器材一厂抽调几十名技术骨干建立的；
   成立新公司后，侯为贵又组建了中兴南京研究所，开始研发大容量局用数字程控交换机。
      1995年，中兴研发的ZXJ10大容量数字局用交换 机 被认定为“目前能与国际一流机型相媲美的最好机型”。这款产品也让中兴的规模得到迅速的扩张。
   与此同时，中兴与华为的竞争也在激烈地开展着。侯为贵选择低成本运营策略，以低价打击竞争对手。
   确实，这招非常凑效！早期的华为一直被中兴压制，每次的大型项目招标都竞争不过中兴。但华为还是在竞争中顽强的成长起来了，两家公司都是咬着劲的往前冲。
   只是，低价让中兴得到了甜头，也让在另一方面掣肘了中兴的长期发展。之后的几年，华为开始逐渐赶超中兴。
      2000年，华为的年销售额已经增至220亿元，而中兴的销售额只有102亿元。
   为了加快中兴的发展，侯为贵开始思考公司的战略转型，这就有了后来的手机业务和国际市场的拓展。
   2002年左右，斯康达的小灵通想进入中国市场。但小灵通并不被国内企业看好，而侯为贵却认为这是个进军手机市场的不错机会。
   这一次，侯为贵的判断是正确的。在国内电信业务分拆之后，小灵通迎来了巨大的市场需求量。那时，几乎每家都有一部小灵通，它便宜又方便携带。
      小灵通也成了那段时期中兴的支柱产业。2003年，小灵通的营业收入达到160.36亿元。靠着小灵通业务，侯为贵成功进军手机市场，2004年，中兴通讯在香港上市。
   2009年，中兴在海外的收入已经超过了总收入的一半以上，成为了一家全球化的公司。
   在2018年的全球五大电信设备制造商的5G测试量排名中，华为和中兴两家占据全球一半左右的市场份额。
      但是，他们的强大却引起了美国的不适。在美国看来，中兴和华为都是他们的威胁。而且，我国已经公布了“中国制造2025”计划，要大力发展5G通讯，人工智能等高 科技 制造技术。
   就是这个计划让美国非常“不爽”。他们甚至公开表示，“中国没有必要发展自己的芯片产业”。
   为了阻挠中国的5G进程，美国开始找各种理由使绊子。他们把目标瞄准了中兴， 为什么偏偏是中兴被制裁？ 
      有人说，是中兴的核心元件严重依赖进口，技术专利没有华为多。所以才成了被制裁的对象。
   但是，侯为贵一直都没停止过在研发上的投入，他们的专利数量在我国也是排前几位的。或许事情不是表面看着这么简单。
   看看现在的华为，有核心技术专利不是一样被美国制裁的艰难求存着吗？其实，美国就是不想看到中国崛起，它要制裁你，没有理由也会编个理由，想想伊拉克的“洗衣粉事件”。
   对于中兴和华为的制裁，无非是一个简单点，一个难一点罢了。
      中兴的制裁也给了华为一个警示和两三年的准备时间，可被制裁后的中兴又该如何自救？
   2018年，侯为贵76岁高龄再次出山，亲自到美国进行谈判，几经周旋，最终以接受巨额罚款以及接受美国安排的监管人员入驻企业为代价，换来了与美国的和解。
   断臂求生的中兴，此后加大科研投入，可如今的市场地位已经不复当年。